鄧中夏
（1894-1933），原名鄧康，字仲澥，湖南宜章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1920年，在北京加入共產黨早期組織。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上當選中央執行委員。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執行委員，8月，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二大上當選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長。1925年5月，任中華全國總工會秘書長兼宣傳部長。1927年5月，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6月，被補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8月，在八七會議上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28年，赴莫斯科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當選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行局委員，6月，在中共六大上當選中央候補委員。1930年7月，任中共湘鄂西特委書記、紅二軍團政委。1932年，任全國互濟總會主任兼黨團書記。1933年5月，在上海被捕，解來南京，9月，犧牲于雨花臺。
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內，存有一份編號為“495-225-528”的卷宗。
卷宗中有一張黑白色的一家三口合影相片，父親懷中的孩子年紀尚小，母親站在身后，手握孩子稚嫩的小手。
這是洶涌澎湃的革命年代里，一個普通中國家庭的歡聚時刻，幸福躍然在微微泛黃的相片上，依舊可掬。這種幸福如此永恒，實際又如此短暫。
照片背面，寫有一行字跡娟秀的俄文——只給無所畏懼的男人。
這份卷宗屬于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中國工人運動的領袖——鄧中夏，而在照片背面留下字跡的，是他的妻子夏明。
一
鄧中夏，譜名鄧隆渤，字仲澥，1894年出生于湖南宜章的一個官宦人家。在家庭的熏陶下，鄧中夏自幼勤勉好學，飽讀古書，在傳統愛國思想的激勵下，培育起救國救民的志向。1917年，鄧中夏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在校初期，愛好研習古文，修身勵志。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奉行“兼容并包”和“學術思想自由”的辦學理念，自由開放的環境和諸多思潮的激蕩，促使鄧中夏開始涉獵新知識、研究新思想、汲取新文化，逐步成長為一名愛國的民主主義者。
大學時代的鄧中夏
就讀于北大期間，鄧中夏結識了在校任教的李大釗。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倡導者之一的李大釗，率先在北大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這一科學理論指引的解放工農群眾的光明路徑，以及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證，使鄧中夏拳拳服膺。鄧中夏逐步認識到，“只有接受馬克思主義，走蘇俄的道路，中國人民才能得救。”（趙運明：《共產黨人的精神支柱——試述鄧中夏堅定的共產主義觀》，紀念鄧中夏同志誕辰百周年工作領導小組·研討會組委會：《鄧中夏生平與思想研究論文集》，內部資料未出版，1994年，第198-199頁）從那時起，他在發憤研習新知識的同時，更加注重投身社會實踐，積極參與各類反帝愛國運動和社會活動。1919年3月，鄧中夏發起組織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旨在喚醒民心民智，消除社會不公。他和同學們走向街頭，登臺演講，聽眾甚多。1919年5月，鄧中夏作為北大學生領袖之一參與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五四運動，親身經歷了火燒趙家樓的壯舉。五四運動后，鄧中夏為了深入工人群眾的生活，決定搬離北大學生宿舍，并發起組織了“曦園”學生公寓。公寓內部倡導研修新知、躬行實踐，羅章龍、張國燾等16人相繼報名入住。鄧中夏與公寓其他學生尚儉戒奢、勤儉樸素，在刻苦學習的同時，更注重走進工人中間，進行第一線的社會調研。為了發動更多的青年人走向社會，著眼實際，投身實踐，鄧中夏還于1923年寫下過一首昂揚滿懷的新體詩：
青年們！
醒來喲！
誰在你們的四周，
虎視鷹瞵的？
磨牙吮血的？
你們是處在一種什么環境？
你們是負了一種什么責任？
春花般的青年們喲！
朝暾般的青年們喲！
烈火般的青年們喲！
新中華的改造只仗你們了，
卻不是仗你們幾首新詩。
青年們！
醒來喲！
這首詩不僅是一份倡議、一紙宣言，更是鄧中夏對于自己思想轉變的真實回顧。
二
在俄羅斯國家社會政治歷史檔案館里那份屬于鄧中夏的卷宗中，有一紙填寫于1928年的個人履歷表，職業一欄上，是用俄文手書的“職業革命者”的稱謂。這是鄧中夏對自己事業的表述，也是鄧中夏奮斗一生的身份寫照。
1920年3月，在李大釗的倡導下，鄧中夏等十幾人在北京成立了中國首個研究和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團體——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主要任務是收集海外關于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圖書資料，加以編譯，并進行宣講和研討。1920年10月，鄧中夏參加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北京共產黨小組，當時仍是學生身份的鄧中夏由此開啟了職業革命者的生涯。同年秋，鄧中夏深入到位于北京城郊的鐵路工人集中的長辛店開展工作，與工人群眾密切聯系，并組織籌建了長辛店勞動補習學校，提升工人們的文化水平和階級覺悟。1921年4月，京漢鐵路長辛店工人俱樂部成立，這是中國工人階級建立的中國最早的工會組織之一，《共產黨》月刊曾稱它“不愧乎北方勞動界的一顆明星”。鄧中夏在此期間多次領導工人開展反對工頭壓迫、要求改善工資待遇的斗爭。
隨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播的深入和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成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的條件也日益成熟。1921年6月，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通知各地共產主義小組，派代表赴滬召開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鄧中夏因需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1919年秋，鄧中夏應李大釗之邀加入少年中國學會）年會和赴重慶講學，未能參會。但他在一大召開前，曾中途從南京趕赴上海，遞交了《北京共產主義組織給中共一大的報告》，“與已到會的一大代表共商建黨大事，并參與了一大文件的制定。”（《鄧中夏全集》（上），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27-128頁）
1921年8月，中國共產黨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鄧中夏在其中擔任領導工作。1922年5月，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后，鄧中夏擔任書記部主任。同年7月，鄧中夏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參與二大宣言和黨的民主革命綱領的制定，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8月，鄧中夏領導長辛店鐵路工人大罷工取得勝利。在此次罷工勝利的鼓舞下，全國各地工人運動此起彼伏。1923年2月7日，書記部組織領導的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推向頂點。1925年2月，鄧中夏參與發起和領導了上海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為五卅反帝愛國運動奏響前序。
鄧中夏與省港大罷工糾察委員會委員們合影
1925年5月，中華全國總工會成立，鄧中夏當選執行委員，并任秘書長兼宣傳部長。6月，為聲援上海五卅運動，鄧中夏抵達香港，籌備在港發動工人罷工。鑒于香港工人階級人數龐大卻缺乏統一組織的現狀，鄧中夏等在深入實地調研的基礎上，決定采取“穩住大頭，上下兩手抓緊，四面八方兼顧”的方針。鄧中夏等本著團結的原則，以靈活的統一戰線政策和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一方面激發工人特別是工會領導人的愛國情懷，另一方面適當照顧他們的自身利益，使得支持罷工的力量慢慢積聚。6月19日，香港工人舉行大規模罷工，離港返回廣州；23日，抵達廣州的香港工人會同廣州工人、農民、學生等共計10萬余人舉行游行示威；到7月初，香港、廣州罷工人數達25萬。省港大罷工在全國人民的聲援與支持下，歷時1年零4個月，是世界工運史上最長的大罷工之一，有力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對香港的統治，在當時震驚中外。而此時的鄧中夏，早已從一名北大紅樓里走出來的學子，成為聞名全國的工運領導人和卓越不凡的職業革命者。
三
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此時距離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剛過去半個月的時間，白色恐怖籠罩著大地。會后，鄧中夏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三個多月后的八七會議上，鄧中夏當選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之后歷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在極端條件下開展著艱苦卓絕的斗爭。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派鄧中夏赴蘇聯莫斯科，籌備召開中共六大。6月18日，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共六大在莫斯科近郊的一間鄉間別墅內召開。大會系統總結了大革命失敗以來的經驗教訓，正確分析了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性質，清算了右傾投降主義錯誤和批判了“左”傾盲動主義路線，研究制定了黨在新時期的路線、方針與政策。由鄧中夏參與起草的《政治決議案》《蘇維埃政權組織問題決議案》《職工運動決議案》等在大會上得以通過。中共六大是一次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會議，它的路線基本上是正確的，為中國革命的復興與發展起到了推動作用。從六大的前期籌備、文件起草到會議召開，鄧中夏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1928年7月，鄧中夏作為中共代表在莫斯科參加了共產國際第六次代表大會，并于8月向會議主席團提出了關于加強向中國宣傳馬克思主義理論以及加強對中國問題研究的議案，最終基本得以采納。會議結束后，鄧中夏留駐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中華全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赤色職工國際中央執行局委員。鄧中夏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期間，為加強中國工會組織同世界各國工會的聯系作出了突出貢獻，他撰寫的《白色恐怖下的中國職工運動》等文章在海外引起了廣泛反響。1929年秋，鄧中夏率團赴海參崴參加第三次太平洋勞動大會，并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1929年冬，鄧中夏在赤色職工國際第六次擴大會議上作了關于中國工人運動的報告，其中的許多觀點，使得各國代表深受啟迪。
鄧中夏在莫斯科與妻子、孩子合影
鄧中夏旅居莫斯科期間，妻子夏明也陪伴左右，給予了他莫大的支持。鄧中夏還在莫斯科的一間照相館里，留下了與妻子、愛子的唯一一張全家照。
鄧中夏之所以是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中國工運領袖，既在于他領導中國工人運動的豐富實踐，又在于他系統總結中國工人運動歷史經驗的理論成就。暫住莫斯科期間，他利用業余時間撰寫了《中國職工運動簡史》一書，以馬克思主義觀點系統闡述了中國工運進程，形成了專門而較為完備的中國工運史理論體系。這是鄧中夏留給后世的寶貴精神財富。
四
鄧中夏留駐莫斯科期間，對同在蘇聯的同志關懷備至，深受愛戴。在此期間，他為維護原則、保護同志，同米夫、王明等宗派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斗爭。
米夫和王明的關系非同一般。當米夫還是莫斯科中山大學副校長時，作為中山大學學生的王明就因流利的俄語水平而深受米夫的喜愛，成為米夫的親信。1927年，米夫升任中山大學校長，為整頓校務，采取了王明提議的宗派主義辦法，從而全面把持了中山大學的權力。在米夫的大力扶植下，王明掌握了中山大學黨支部局。
1927年秋，王明在校長米夫的支持下，為打擊異己，制造了“江浙同鄉會”事件。王明指控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俞秀松、董亦湘、周達文等人組織了一個名為“江浙同鄉會”的“反革命組織”，并要求中山大學支部局進行徹查。與此同時，為了提升自己在中共內部的地位，王明還向當時黨的主要負責人、在蘇聯籌備中共六大的向忠發匯報了此事。向忠發并未進行深入的調查，便來到中山大學發表講話，認定“江浙同鄉會”就是“反黨組織”。向忠發講話后，學校開除了12名學生的黨籍、團籍，甚至有人被捕，另有許多學生受到牽連，引發了留蘇中國學生們的極大不安。
黨的六大成立的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任務之一是領導中國赴蘇聯學習、工作的共產黨員的活動。在接到中山大學學生們的申訴后，作為代表團成員的鄧中夏受命前往中山大學實地調查，廣泛聽取了學生們的反映，但校方的拒不配合給調查工作的持續帶來了困難。在鄧中夏等人的據理力爭下，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聯共（布）監察委員會和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組成了三方聯合審查委員會，對“江浙同鄉會”事件進行重新審查，最終作出了不存在名為“江浙同鄉會”反動組織的裁定，受牽連的學生也在之后得以平反。在“江浙同鄉會”事件的調查過程中，鄧中夏堅持原則，不辭辛勞，為之付出了巨大精力，最終使米夫、王明的宗派主義行為落空。
1929年，聯共（布）中央展開清黨活動，米夫、王明乘機對以瞿秋白、鄧中夏為代表的中共代表團發起攻擊。他們收集瞿秋白、鄧中夏的文章，從中找出與共產國際和聯共（布）“觀點不同”的個別字句加以上綱上線，公開指責他們是中山大學“反黨組織”的后臺與支持者，是機會主義者，這一指責更是得到了蘇聯方面的支持。1930年春，米夫向中共代表團宣讀了《共產國際政治委員會因中大派別斗爭關于中共代表團行動問題決議案》，決議案中“譴責中共代表團的代表對于中大派別斗爭的行動，并請中共中央以必要的限度刷新代表團的成分”（劉功成：《雨花臺烈士傳叢書——鄧中夏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99頁），受到了鄧中夏的當面反對。隨后，中共中央改組了中共代表團，瞿秋白、鄧中夏等被要求回國。1931年1月，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召開，米夫一手扶植的王明奪取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
五
1930年夏，鄧中夏從莫斯科返回國內，先后擔任中共湘鄂西蘇區特委書記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二軍團政治委員等職務。1931年2月，王明以中央政治局的名義推行通過了《關于一九二九一九三〇年中共中央駐國際代表團行動問題的決議案》。1931年6月底，他又以黨中央的名義，發出《關于軍事路線問題給二軍團全體同志的信》。兩份文件均指責鄧中夏“曾在國際上犯有嚴重錯誤”，如今又“犯了執行‘立三路線’，帶領紅二軍團‘上山逃跑’”的錯誤，不應得以重用。1931年9月底，鄧中夏被撤銷一切領導職務。
鄧中夏被捕后，化名施義
1931年冬，鄧中夏回到上海，被安排在中共滬東區委宣傳部寫寫傳單、刻刻鋼版，干些雜務。不久，滬東區委讓他和匡亞明編印油印小報——《前鋒》，他認真負責、不辭辛勞，親自撰寫文章，將這份小報辦得十分出色，影響很大。1932年，上海的白色恐怖愈加深重，鄧中夏臨危受命，到遭到敵人嚴重破壞的中國革命互濟總會擔任主任兼黨團書記。鄧中夏為此不畏艱險，忙碌奔波，及時恢復了中國革命互濟總會的各項活動。
1933年5月15日，鄧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解來南京。敵人軟硬皆施，都不曾讓他的意志有半點動搖。獄中秘密黨支部派人在放風時間問他：“大家想知道你的政治態度？”鄧中夏說道：“就是把我鄧中夏的骨頭燒成灰，我還是共產黨員。”1933年9月21日，鄧中夏犧牲于南京雨花臺，年僅39歲。
鄧中夏曾在獄中寫下過的一首名為《勝利》的遺詩，它承載著一代革命先烈的殷切期望與光明愿景：
那有斬不除的荊棘？
那有打不亂的豺虎？
那有推不翻的山岳？
你只須奮斗著，
猛勇地奮斗著，
持續著，
永遠的持續著。
勝利就是你的了！
勝利就是你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