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工人》雜志首任主編陳為人
1925年6月15日，一位面容清瘦的學生打扮的青年人手提一個簡單的行李包，步履穩健地來到了北京大學李大釗先生的住所。
李大釗見到他異常興奮地忙問：“出版了嗎？”
“出了，已通過東城、南城、西城的工人俱樂部發到了工人手中，工人們爭相搶閱啊！”
這青年人打開行李箱，取出一份出版的第一期《北京工人》雜志請李大釗指教。
李大釗一個勁地夸贊：“辦得好！文章很有穿透力。”李大釗對眼前的這位心愛的同志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能再次得到李大釗的教導和肯定，這位青年感到非常興奮和激動。
這位清瘦的學生打扮的青年人就是我黨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陳為人。
翻開北京市工人報刊的發展歷史，我們不能不提到創刊于1925年6月15日的《北京工人》雜志，而這份在中國工人報刊歷史上占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雜志，就是在李大釗、趙世炎等革命先驅的倡導下，由我黨早期工人運動領導人、革命烈士陳為人創辦的。
在中國共產黨即將迎來建黨100周年之際，我們一起追敘陳為人從事工人運動，及創辦《北京工人》雜志的一些往事……
跟隨李大釗，
開展工運活動
陳為人，原名陳尉英，又名陳洪濤、陳濤，曾化名老韓、張明、張敏、張道立、張道惠、張惠生。1899年9月,出生于湖南省江華縣沱江一個普通農民家庭。1918年,考入湖南衡陽省立第三師范學習，五四運動時期，他成為湘南學聯主要成員之一。
當北京五四愛國運動的消息傳到湖南，頓時，長沙、衡陽學生群情激憤、奔走相告、秘密聯絡。1919年5月9日，正在衡陽省立第三師范學習的陳為人和同學蔣先云、賀恕、韋漢、劉通著、黃靜源等“學友互助會”成員，不顧政府當局的恐嚇，走出校門，聯絡湖南省立第三中學、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師范、湖南私立成章中學、湖南私立道南中學等校的愛國學生集會游行、演講，開展起反帝反封建軍閥運動，以聲援北京愛國學生。不久，他便被選為湖南學生聯合會代表，擔任交際聯絡工作。在學聯，陳為人協助蔣先云、夏明翰等負責人，組織衡陽游行示威和抵制、銷毀日貨的活動。隨后，陳為人同肖明、蔣先云、夏明翰等因積極投入反對張敬堯及其余孽的斗爭，而被反動當局開除了學籍。
1919年5月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往湖南的代表鄧中夏來到長沙。毛澤東就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與鄧中夏進行了周密的商討。其時，陳為人、蔣先云、夏明翰等都因被學校開除來長沙省教育會請愿，并以衡陽學界代表的身份與省城學界共謀成立湖南學生聯合會。陳為人、蔣先云、夏明翰和岳云中學學生會代表李啟漢一起會晤了鄧中夏。鄧中夏對同鄉學聯代表給予了鼓勵，并熱情接受了蔣先云、夏明翰等代表的邀請，赴衡陽省立第三師范等校指導工作。不久，陳為人在鄧中夏的介紹和幫助下，乘北上火車到達北京，受到李大釗、陳獨秀和楊昌濟的熱情接待，并立即投入到了陳獨秀、李大釗領導的各項活動和斗爭中。從此，陳為人便以湖南學界駐京聯絡員和北京大學旁聽生身份，同鄧中夏、何孟雄等在李大釗、陳獨秀直接指導下，參加了北京城沿街大講演的宣傳活動，及其后來清查日貨的反帝愛國運動。
1919年6月上旬，陳為人跟隨李大釗、陳獨秀到郊區、到工人群眾中開展宣傳活動。
他隨同鄧中夏等以互助學習、共同生活和親身勞動為宗旨，依據不同的愛好和學習專業,成立了許多不同學科的研究小組，閱讀有關馬克思的學說及其他社會新思潮的著作，還參加過開辦國貨商店的商業救國運動，試行空想社會主義的工讀互助團。
1920年春，在鄧中夏的鼓勵和幫助下，他滿腔熱情地來到上海，一面學習，一面深入到工人群眾中去從事革命活動。在李啟漢介紹下，陳為人參加了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下的各項活動和斗爭。不久，他與李啟漢、張太雷、羅亦農、劉少奇、許之楨等一起籌備組織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并成為第一批團員。為了培養干部，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決定選送一批青年赴蘇聯學習，在法租界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創辦起外國語學社。陳為人與劉少奇、任弼時、李啟漢、蕭勁光、羅亦農等20余人，在這里學習俄語和有關無產階級革命的常識。經過七八個月的學習和準備，1920年冬，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決定陳為人一人先行去蘇聯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
1921年7月1日，中國共產黨成立，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班也開始建立了黨的組織。陳為人與劉少奇、彭述之、羅亦農、卜士奇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成為首批轉黨成員，組成了中國共產黨旅俄支部。在東方大學中國班短訓近一年后的1921年冬，陳為人奉調從蘇聯回國，被派往北京鐵路工會工作，并擔任中共北方職工運動委員會書記，負責在鐵路工人中發展黨員，建立黨的組織、開展工人運動等工作。
1922年4月的直奉戰爭之前，京漢、京浦、正太、京綏、京奉等北方幾條鐵路干線乃至整個鐵路系統，均被以梁士詒為首的交通系所控制。交通系依靠奉系軍閥張作霖的支持組織內閣，總理梁士詒、交通總長葉恭綽等是當時直接統治和壓迫鐵路工人的反動政治勢力。為了迅速將北方鐵路系統的工人運動開展起來，李大釗派陳為人先后到天津、唐山、綏遠、奉天、鄭州、漢口等地進行考察。集中力量把始發站黨團建設工作做好，再以此為基礎把工作伸展到全線。他先后在北京西直門站、前門站、前門西站以及永定門站建立起黨團的基層組織，培養了一批重要骨干，從而為北方三條鐵路線黨團的工作奠定了基礎。
根據中共北方黨組織的安排，陳為人和安體誠到京奉鐵路工作，重點是指導山海關的工人運動。在長辛店工人的影響下，山海關工人迫切要求成立工人俱樂部。后來，陳為人主要是在正太鐵路開展活動，他和張昆弟一起在石家莊總機廠通過工人積極分子孫云鵬作串聯發動工作，從總廠到所屬各小廠，先組織秘密的工人小組，再召開有90多名工人代表參加的大會，正式成立了正太鐵路第一個工會。接著，在同樂戲院召開工人大會，正式成立了正太鐵路總工會，發表了正太鐵路總工會宣言。
1922年8月，在鄧中夏的領導下，長辛店鐵路工人取得了“八月罷工”的勝利，改善了全路工人的處境和待遇，顯示了團結斗爭的威力。1922年冬，又爆發了京奉鐵路沿線年關大罷工。陳為人積極在京奉鐵路沿線去開展建黨、建團和建立工人俱樂部的活動，向工人群眾進行革命宣傳，團結和發展進步力量，參與組織罷免最壞的工頭工作。
1923年，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爆發。包括北平鐵路工人在內的京漢沿線各站工人團結一心，英勇奮斗，寫下了可歌可泣的悲壯一頁。
1922年7月，陳為人被選為黨的二大代表。同年９月，陳為人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到濟南，協助王盡美、鄧恩銘等在山東建立黨的組織和發展黨員工作。1922年8月16日， 在陳為人協助下，中共濟南地方支部書記王盡美發展賈乃甫等4人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員，王盡美也在這一天入團。9月，鄧恩銘等7人先后入團。9月16日，在陳為人的指導下，濟南地方團執行委員會成立。9月24日 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山東支部、 濟南印刷工人同志會、濟南紡織工人會聯合通電，聲援粵漢鐵路工人罷工斗爭。
1923年3月，陳為人受中共北京區執委的派遣，同李震瀛一起來到哈爾濱籌備建黨建團工作。在哈爾濱，他以《晨光報》記者身份為掩護，宣傳革命思想，開展革命活動。7月，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哈爾濱支部，之后，又先后建立哈爾濱通訊社和青年學院，10月，建立了中共哈爾濱組，他和李震瀛在哈爾濱的革命活動引起反動當局的注意，1923年底，黨組織讓他離開哈爾濱，到中共上海區委執行委員會從事工人運動工作。
1924年1月初，陳為人來到上海。他深入工廠參加勞動，與工友談心，啟發工人提高覺悟。他將理論與實際工作結合起來，為《向導》、《中國青年》、《青年工人》寫下數篇有號召力的文章。1月24日，他參加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召開的“二七”紀念特別會。3月12日，陳為人以新聞記者和從事國民運動的公開身份，到《向導》周報編輯部工作，主要為《向導》撰稿，并擔任部分的編輯和編務工作。
中央檔案館收藏的唯一一本《北京工人》第9期雜志
同年12月，黨組織又派他到北京任中共北方區委執行委員會組織部長兼職工委員會書記，主要協助李大釗領導整個北方區的工人斗爭。
在北京，陳為人根據國民黨右派在北京妄圖成立由他們一手控制的“工界聯合會”，以對抗和破壞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運動現狀，1925年春天，他組織領導了北京市1800名印刷工人舉行了前所未有的大罷工，迫使全城27家報館停止出報多日。這次大罷工顯示了北京的工人階級在黨的領導下覺悟起來的巨大力量。
為進一步發揮媒體的宣傳作用，發動和組織工人、指導工人斗爭，在李大釗、趙世炎等親自倡導下，積極籌劃新的工人刊物——《北京工人》雜志的創辦工作。
主辦報刊，發動工人運動
1925年6月15日，由中共北方黨組織主辦、陳為人任主編的《北京工人》雜志創刊。
這是一份周刊雜志，豎排，32開本，零售價銅圓二枚，全年定價大洋三角。當時，“五卅”運動的浪潮洶涌澎湃，李大釗主持下的北方黨組織抓住有利時機，發動工人群眾建立自己的工會組織。以印刷工人為主體的“工人雪恥會”公開成立，東城、西城、南城的工人俱樂部紛紛組成，印刷、紡織等行業都建立了工會組織。陳為人主編的《北京工人》雜志，忠實地履行黨所賦予的職責，真實地報道北京工人運動的消息和反映工人群眾的呼聲，猛烈鞭撻和揭露工賊的丑惡面目。
從中央檔案館收藏的唯一的一本《北京工人》雜志第9期上，可以讀到那些鋒芒犀利的文字。這一期刊物共16頁，報道了“五卅”慘案發生后，北京機器工人從奮起建立工會小組到建立行業工會的全過程；為機器工人俱樂部的成立發表了《社評》，稱這是“工友們不甘于受壓迫的待遇，要求解放的表示。”文章指出：“咱們的俱樂部，不是一塊招牌，乃是一個為工友大家謀幸福的團體。俱樂部成立以后，必定實心實意地替大家辦事。”《社評》最后指出了機器工人俱樂部的發展方向，即“要聯絡各業工友，要與全國工友聯合，慢慢地要與世界上的工友聯合”，首先要“與印刷工人聯合，組織北京總工會，再加入中華全國總工會”。還有《力爭工會條例》、《匪類——江亢虎要復辟》、《本京工界辦會的黑幕》、《一個被壓迫的工人（續第八期）》、《勞動新聞》等。《北京工人》受到工人的熱烈歡迎。
陳為人充分利用當時工人覺醒、工人運動風起云涌的有利于革命的形勢，動員曾參加過“二七大罷工”的京漢鐵路印刷工人劉鑒堂和工人骨干林維翰等，在東琉璃廠太平巷一號組織起工人俱樂部，并相繼按行業成立了印刷、人力、搬運、五金、機械等產業工會，隨后，他們將部址遷往南池子內小蘇州胡同五號，陸續接受電燈公司、自來水公司、財政部印刷局、電話局等工會的加入。隨著各產業工會的紛紛建立和加入工廠俱樂部，成立北京市總工會，加強對各工會組織領導的條件日益成熟。
隨后，陳為人深入工人、學生當中進行宣傳發動。在琉璃廠高級師范學院，他針對研究系、交通系和國民黨右派對共產黨的污蔑，作深入細致的發動工作，使廣大師生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不斷地去推進民族革命運動；只有共產黨才是我們真正的領導者。陳為人還列舉了共產黨中的著名人物，他們除了天天過那種艱苦奮斗的生活外，沒有一個人做軍閥和帝國主義者的走狗，沒有一個人做出賣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勾當。
在陳為人等人的努力下，宣傳發動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廣大工人、學生和市民的革命熱情空前高漲。
1925年11月，陳為人領導發起的北京順義抗捐斗爭取得勝利后，受到極大的鼓舞，他抓住有利時機，滿懷激情地投入到組織農會的工作中去。他以大杏落村為中心，不斷擴大農民協會組織，到12月巳發展會員1000多人，農民的覺悟日益提高，農民運動的迅速發展，成立縣農會的條件逐漸成熟起來。很快，各村紛紛成立了農民協會，會員隊伍迅猛壯大。然而，就在順義縣農民協會即將成立時，陳為人被反動軍警逮捕了。后來，在共產黨組織的營救下宣告無罪開釋。陳為人等領導的順義縣農民運動，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為了推翻以段祺瑞為首的軍閥政府,結束軍閥統治的局面,中共北方區黨委利用軍閥之間的矛盾,計劃借助于馮玉祥部屬有愛國心的官兵,發動組織建立國民政府為目標的暴動，當時人們稱這次暴動為“首都革命”
陳為人參加了“首都革命”行動委員會指揮部,主要負責工人隊伍的發動和組織。
在指揮部統一部署下，工人、學生和市民連續在神武門、天安門等地舉行國民大會。會場高掛著“打倒軍閥政府”、“建立國民政府！”的巨幅對聯。大會通過了解除段祺瑞政權等七項決議。會后，在李大釗引導下，陳為人、趙世炎等帶領各方面隊伍，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游行示威。燒毀《晨報》館，砸了警察局牌子。這次行動因國民黨右派告密破壞，雖然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但它顯示了革命群眾的力量,給反動軍閥政府以沉重的打擊。
據史料記載，“工人同志會”、“工人俱樂部”等工會組織的成立及所開展的活動，使得成立北京總工會的條件日益成熟。有資料介紹，“北京總工會”名稱第一次在社會上出現是1925年10月25日。中共沈陽市委黨史研究室《工作在李大釗身邊人》一文介紹，1926年1月1日，北京市總工會宣告正式成立。這一天，數千名工人像過節一樣喜氣洋洋地聚集在北大三院門前，慶祝自己的組織成立。在一個臨時搭起的簡易講臺上，陳為人精神振奮，大聲宣讀了自己起草的《對時局的宣言》，表達了北京工人的政治主張和對國事的熱切關注。
1926年3月12日，日本帝國主義借口“大沽口事件”向中國政府提出抗議，并糾合英、美、德、意、荷、比、西等國公使向中國政府發出最后通牒，限48小時答復。與此同時，各帝國主義軍艦也云集大沽口，陳兵海上，以武力相威脅。
3月16日，陳為人、陳喬年等人在北大一院召開有100余人參加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陳為人在分析了首都蓬勃發展的革命形勢后，提出了發動群眾示威游行，向執政府請愿，堅決抵制帝國主義的最后通牒，驅逐八國公使的主張，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贊同。次日，李大釗在北大三院召開國民黨北京特別市黨部、北京學生總會、北京總工會等200多個團體聯席會議，會議通過決議，要求政府嚴正駁復八國通牒，驅逐八國公使，廢除不平等條約。會后，他們組織全市各學校、各團體的代表團分兩隊赴國務院、外交部請愿。但是，以賣國為能事的段祺瑞政府，卻用屠殺群眾來換取帝國主義更多的支持，當場重傷6人，輕傷數人。
這起流血事件激起了廣大群眾更大的憤怒。3月18日，北京各界200多個社會團體、10余萬群眾在天安門前舉行了反對八國最后通牒示威大會。會場上掛著前一天請愿受傷代表的血衣，上面寫著“段祺瑞鐵蹄下之血”8個大字。大會上群情激憤，與會人員個個熱血沸騰，義憤填膺，準備與帝國主義決一死戰，大會通過了通電全國民眾，駁回最后通牒和驅逐八國公使出境等6條決議。
會后，陳為人跟隨李大釗等組織各路群眾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活動。在游行隊伍進入鐵獅子胡同執政府門前的廣場后，段祺瑞的軍警封閉了廣場上僅有的兩個出口，開始了血腥的屠殺。其時，5位代表正在交涉中，預先埋伏的衛隊士兵手持大刀、刺刀、木棒向游行請愿的群眾猛沖、亂打，繼而又用排槍射擊，長達半個小時之久，廣場上淌滿了鮮血，人們一排一排地倒下。當場死亡26人，重傷200余人。后經醫院搶救無效又死亡21人。陳為人一面指揮隊伍撤退，一面布置搶救受傷的群眾。
慘案發生的當天晚上，陳為人協助李大釗召開中共北方區委、共青團北京地委聯席會議，會議決定一定要把斗爭進行到底，對傷者進行慰問，為犧牲的同志舉行追悼會，進一步揭露段祺瑞政府的反動賣國本質。
1926年“三一八”慘案后，《北京工人》雜志遭到北洋軍閥查封。從這里可以看出，這本雜志當時在發揮媒體的宣傳作用，發動和組織工人、指導工人斗爭中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讓北洋軍閥極為懼怕，遭受查封的厄運在所難免。
兩次入獄，堅貞不屈，為我黨保護了大量機密檔案
1927年4月6日，奉系“安國軍”和帝國主義相勾結，突然出動大批軍警特務，將蘇聯大使館包圍,并立即沖入使館內，不問情由，將李大釗等60余人逮捕。李大釗等20人慘遭絞刑殺害。
1927年4月27日，正在武漢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的陳為人，出席了國民政府及各界人士為李大釗等召開的隆重的追悼會。1927年5月10日，陳為人從武漢回到北京，同北京地委負責人劉伯莊商量決定，除留下幾位同志在機關觀察動向外，其他人都轉入地下活動。他們先后對北方區及北京地委、天津地委等進行視察調查以后，決定把順直省委設在天津。確定由朱錦棠擔任書記，劉伯莊負責組織，彭述之負責宣傳，王仲一負責工運，于方舟負責農運兼國民運動，陳為人為省委秘書長。陳為人利用當時我黨有利的斗爭形勢，努力開展工作。對北方黨組織的發展和革命勢力的壯大作出了可貴的貢獻。1927年，黨的“八七”會議之后，為了加強東北地區黨的工作，中共中央決定成立東三省黨的統一領導機關——中共滿洲省委。黨中央派他赴東北傳達會議精神，并籌組中共滿洲省委，同年10月，他任大革命失敗后第一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宣傳部長。
1927 年9月，年僅28歲的陳為人從天津來到沈陽，一身客商打扮（雕塑）
1928年12月和1931年春，陳為人在沈陽和上海兩次被捕入獄，在獄中他忠貞不屈，堅守黨的秘密，組織獄中黨支部，領導獄中同志堅持斗爭，兩次均經黨組織營救出獄。
1932年下半年，在白色恐怖極為嚴重的形勢下，中共中央領導機關不得不從上海遷往中央蘇區。陳為人和妻子韓慧英（黨的地下交通員）奉黨中央派遣，留在上海，負責中央文庫的管理工作。他對妻子說：“我們受黨的委托，定以生命相護。”他和妻子以開設湘繡店為掩護，白天扮成商人，晚上關起店門，在密室里通宵達旦地整理文件檔案。為了不引起敵人注意，他們不得不常常搬家，長期的奔波勞累、生活的極其艱險和兩次入獄的折磨，使陳為人染上了嚴重的肺結核病，經常咳血不停。但是，他以頑強的革命毅力，克服難以想象的重重困難，用生命保衛了中央文庫的安全，最后把中央文庫大量黨的機密檔案和珍貴歷史文獻完整、安全地交給了黨。1937年3月，陳為人在上海病逝，時年38歲。1945年，黨的七大追認陳為人為革命烈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