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丁曉平：解放軍出版社副總編輯，中國報告文學學會青年創作委員會主任，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獎獲得者、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
1921年6月，上海接連來了兩位外國人。這兩個人，一個從南方的海上來，一個從北方的陸地來；一個是荷蘭人，一個是俄羅斯人；一個叫馬林，一個叫尼克爾斯基。他們雖然不是同時出發，卻幾乎同時到達，而且他們的目的地相同，盡管使命略有不同，但主要目的也只有一個——那就是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派來到上海，幫助中國共產黨人正式建立共產黨全國組織。
那個時候的上海，被稱作“冒險家的樂園”，人口達到 200萬，其中有15萬是外國人，他們來自56個國家，所以來了兩個外國人一點兒也不新鮮。
作為中國最早開埠的城市，上海是中國新知識、新思想、新學最主要的策源地，也是新聞出版和傳媒資訊最為發達開放的城市，好像一個萬花筒。
隨著上海近代城市化的進程，尤其是從1845年英國人在外灘建立租界開始，到1863年公共租界（英美租界合并）和法租界的總面積高達48000畝。
租界，這是一個特殊的地名，從民族情感上來說，它好像中國歷史上的一塊“潰瘍”，是落后挨打的印記。但也不可否認，在那個混亂、黑暗、屈辱的年代，租界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造成一種縫隙，從晚清到民國，各種黨派政團競相以上海為活動中心或重要基地。號稱“十里洋場”的租界，為革命家的革命事業提供了某種庇護，成為“安全島”。陳獨秀居住的環龍路老漁陽里 2 號、李漢俊居住的三益里和樹德里、李達居住的輔德里，以及俞秀松等人居住的新漁陽里等，都在這個西門區范圍內。
因為陳獨秀去了廣州，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只好與當時主持上海黨組織工作的李達、李漢俊等建立聯系。后來，李達回憶說：“六月初旬，馬林（荷蘭人）和尼可洛夫（俄人）由第三國際派到上海來，和我們接談了以后，他們建議我們應當及早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宣告黨的成立。”
在這種情況下，李達分別與廣州的陳獨秀和北京的李大釗商議，確定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隨后，李達和李漢俊分別寫信給北京、長沙、武漢、廣州、濟南以及旅日、旅法的組織和黨員，通知他們每個地區派出 2 名代表到上海出席黨的全國代表大會。考慮到各地代表到上海路途遙遠，馬林和尼克爾斯基給中共發起組支援了活動經費，寄給每位代表100 元路費。
1921年7月23日，這是一個載入史冊的日子——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了。沒有鮮花，沒有麥克風，也沒有標語，更沒有端茶倒水的服務員，以及抱著照相機攝像機的新聞記者，甚至也沒有主席臺。大家就圍坐在一間教室里，似乎也缺少某種儀式感。在歷史的現場，他們或許已經意識到自己正在創造歷史，但他們或許不會想到他們創造的歷史。
因為李達、李漢俊與馬林在溝通上出現了問題，處于不愉快的僵持狀態中，張國燾“反客為主”，成為中共一大會議的主持人。
7月23日上午，大會召開了預備會議。在預備會議上，張國燾被推選為大會主席，負責主持大會。毛澤東、周佛海擔任書記員，做會議記錄。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出席了這天上午的預備會議，并作了講話。會議由李漢俊和劉仁靜擔任翻譯工作，馬林和尼克爾斯基說一句，他們倆就輪流翻譯一句，所以會議耗時比較長。
1921年7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號(今興業路76號)秘密舉行。國內各地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和旅日的共產黨早期組織，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他們代表全國50多名黨員。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和尼柯爾斯基列席了會議。圖為上海中共一大會址
在共產國際保存的文獻《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有這樣的記載：“主席張同志在第一次會議上說明了這次代表大會的意義，大會必須制定綱領和實際工作計劃。議定了議事日程。” 張國燾回憶：“議事日程共有四項：一、黨綱與政綱；二、黨章；三、中心工作與工作方針；四、選舉。”“黨綱與政綱是難于擬訂的，但我們覺得非有這一文件不可。我們同意現在不必有一個詳細的黨章，只要有一個簡明的黨章要點就夠用了。我被推舉為這兩個文件的起草人，匯集陳獨秀先生和各代表所提出的意見，先行擬出了兩個草案，再交由李漢俊、劉仁靜、周佛海等共同審查。”
的確，雖然陳獨秀沒有來參加會議，但他實際上依然遙控著會議的主題和方向，而且還委托陳公博帶來了一封寫給大會各代表的親筆信，除了說明他不能抽身出席大會的原因之外，還就黨的組織和政治建設專門提了四項意見，要求大會在討論黨綱黨章時予以注意。四點意見如下：一、慎重發展黨員，嚴格履行入黨手續，加強黨員教育，以保證黨的先進性和戰斗力；二、實行民主集中制，既要講民主，又要集中；三、加強黨的組織紀律；四、目前主要工作是爭取群眾，為將來奪取政權做準備。
陳獨秀的四點建議，具有綱領性的價值和意義，得到了與會大部分代表的贊成，張國燾在起草大會文件時自然吸收了。他說：“我首先草擬了一個黨綱政綱草案，題名為“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其要點大致包括共產主義者的基本信念、中共的組成、它的基本政策，以及中共將經由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等等。”
李漢俊看了張國燾起草的草案后，不完全同意，但認為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馬林看了之后，則提出了批評，表示這個草案在理論的原則上寫得不錯，主要缺點是沒有明確地規定中共在現階段的政綱。但馬林自己也沒有提出具體的修改意見。畢竟是第一次召開這樣的會議，大會的工作多半是由他們自己在摸索中進行。
7月23日下午3 時，中共一大正式開幕。據最新考證成果認為，會議地點為博文女校。
大會首先明確要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接著通過原擬訂的四項議程，決定每日分上下午舉行兩次會議。
按照議程，張國燾向大會說明關于草擬黨綱政綱草案的經過情形。張國燾說，由其負責起草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的草案本來可以向大會提出，但是負責審查的李漢俊、劉仁靜和周佛海等人在進行詳細研討后，認為不夠成熟，還需要做一定的修改，不如由各代表先行就本問題自由發言，經過討論后再行推人厘定宣言。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提議：由各代表先行報告各地區的情況，并就議程的第一項發表意見。這個提議，得到大會一致同意。
7月24日，大會第二次會議依然在博文女校二樓的教室里舉行。會議的議程由各地代表匯報情況。《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記載：“這些報告里提到了以下三點：黨員很缺少，必須增加黨員，組織工人的方法和進行宣傳工作的方法。”從目前共產國際中國代表團保存下來的文獻中，也僅僅只看到北京和廣州的報告。
大會在進行了兩天之后，7月25 日、26日兩天休會。但大會選舉成立的起草綱領和工作計劃的委員會并沒有閑著，利用這兩天負責起草《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以下簡稱《綱領》）和《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供大會討論。
7月27日至7月29 日召開的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大會，主要任務就是討論修改起草的《綱領》和《決議》。因為發覺有法租界巡捕房的偵探幾次在附近出現，為了安全，按照事先要經常更換開會地點的決定和準備，后幾天的會議就從博文女校更換到距離很近的望志路 106 號（后門為貝勒路樹德里），在李漢俊的寓所舉行。
李漢俊寓所是一幢典型的上海石庫門里弄磚木結構住宅，建于1920年夏秋。這座一進二層臨街建筑，有前后兩個門，前門為望志路，后門是貝勒路樹德里。墻體是用青磚和紅磚交錯疊加砌成，白色石灰鑲嵌勾縫，米黃色石條砌成的門框、烏黑的大木門、沉甸甸的銅環，門楣上的礬紅雕花，遠遠看上去就給人一種莊重、典雅、古樸之感。那時，這里是上海的近郊，周邊多為農田，比較僻靜。李漢俊的兄長李書城去南方視察軍務去了，只有李書城的妻子薛文淑和女兒住在隔壁的108號。會議選擇此處召開，也是比較安全的。
大會進入審議階段，這三天的會開得并不平靜，甚至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大會代表們對起草的綱領、決議草案到底發生了什么分歧呢？回到歷史的現場，他們主要在四個方面的焦點問題上產生了爭論。第一個焦點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要不要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第二個焦點問題是未來的黨中央是否采取民主集中制等組織紀律原則，第三個焦點問題是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的關系，第四個焦點問題是共產黨員可不可以在現政府中做官。
經過三天的討論，與會代表對黨的《綱領》和《決議》基本達成共識。盡管爭論激烈，但氣氛和平。張國燾每天都向未列席大會的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報告會議情況，“他們對大會的爭論點甚感興趣，表示支持多數人的主張，并引以為慰”。張國燾回憶說：“可是李漢俊、李達等對馬林印象不佳，不愿意讓他干預大會的事；即與他保持接觸的我，也只將他當作一個顧問，并沒有遇事向他請教。這些情形似乎使他感受到冷遇，在大會討論《黨章》時，他以不耐煩的心情向我要求準他出席大會，發表演說。”
馬林的要求為大會接受，他和尼克爾斯基應邀參加了最后一次會議。同時，鑒于一連四天在李漢俊寓所開會的情況，具有豐富革命斗爭經驗的馬林建議，明晚開會一定要換一個地方，以免引起法租界巡捕的注意。大家覺得馬林說得有道理，但又感到反正明天只有一晚會議就閉幕了，一時又不易另找地方，大概不要緊，于是就決定仍在望志路106號召開。
按照會議議程，大會即將進入最后的閉幕階段。最后一天會議的任務就是要完成中共一大四項主要議程：一是審查通過《綱領》和《黨章》；二是審查通過中心工作和實際工作計劃；三是討論通過《中國共產黨成立宣言》；四是選舉產生中央領導機構。
閉幕會是在7月30日晚上8時左右舉行的。周佛海這天下午“忽然肚子大痛大瀉，不能出門”，無法出席，所以參加會議的代表只有11人，加上馬林和尼克爾斯基，共計13人。這一天是星期六，周末。晚飯后，代表們陸陸續續地趕來了，齊聚李漢俊寓所。這是一間書房，中間擺放著一張大餐桌。會議開始了，張國燾主持。接著由馬林致辭。會議剛開始不久，突然一個穿著灰色竹布長衫的不速之客揭開書房的門簾，一只腳跨進門內，獐頭鼠目地窺探了一下四周。一時間，大家非常吃驚，會場頓時安靜下來。
李漢俊急忙站起來問道：“你找誰？”
“我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人家，對不起。”說完，這人轉身揚長而去。此人正是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程子卿。
馬林很機警，趕緊問這是怎么回事兒。李漢俊就把情況翻譯給他聽。馬林從座位上一躍而起，以手擊桌說：“我建議會議立即停止，所有的人分途離開。”說完，他就同尼克爾斯基首先走了。張國燾趕緊讓大家把桌上的文件收拾好，也隨之分途散去。上海的石庫門弄堂房屋本來是慣走后門，而不走前門的。現在情況緊急，為了安全起見，大家沒有從后門上貝勒路，而是走前門從望志路離開了。
李漢俊對張國燾說：“這是我的家，我是屋子的主人，我不應離開。”
陳公博說：“我也不走了，跟漢俊作伴說說話。”
果不其然，不到一刻鐘，法租界巡捕房就開來了兩臺卡車，一個法國總巡警、兩個中國偵探、兩個法國偵探、一個法國兵、三個翻譯，共九個人沖進了屋子。法租界巡捕房暨警務處在華立路（今建國中路）22 號，距離李漢俊寓所不過 1.5 公里。只見兩個法國兵全副武裝，兩個中國偵探也是橫眉怒目，要馬上抓人的樣子，空氣一度緊張起來。
這時，法租界總巡警費沃禮用法語訊問道：“為什么開會？”
李漢俊用法語回答說：“我們沒有開會，只是尋常的朋友敘談敘談。”
費沃禮對李漢俊的回答很是狐疑，當即下令搜查，結果翻箱倒柜也沒有搜查出什么東西，只看到書柜中有很多藏書，便問道：“家里為什么收藏這么多書籍？”
“我是學校的教員，藏書是為了學習參考和研究用的。”
“為什么還有許多社會主義的書籍？”
“我平時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譯，什么書都要看一看。”
“剛才那兩個外國人是干什么的？”
“北京大學的教授。”
“他們是哪個國家的人？”
“英國人。暑假來上海休假，常來我家談談。”
費沃禮訊問完了李漢俊，又轉過身來用法語訊問陳公博：“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那時未學法語，很是詫異。站在一旁的華探譯員曹炳泉趕緊翻譯道：“總辦大人問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覺得翻譯傳話比較麻煩，就用英語問這位法國總巡：“你懂不懂英語？”
費沃禮點點頭，遂用英語很神氣地問道：“你是不是日本人？”
陳公博有些納悶，開玩笑地說：“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我不懂你為什么懷疑我是日本人？”
“你懂不懂中國話？”
“我是中國人，自然懂中國話。”
“你這次由什么地方來的？”
“我是由廣東來的。”
“你來上海做什么事？”
“我是廣東法專的教授，這次暑假，是來上海玩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
“我就住在這里。”陳公博編了一個謊言，他心想，決不能說自己住在大東旅社，因為那里還有漂亮的妻子在等著他回去。
就這樣，前后折騰了近兩個小時，費沃禮也沒再訊問什么了，最后反而微笑著說：“看你們的藏書，可以確認你們是社會主義者，但我以為社會主義或者將來于中國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會主義，就未免發生危險。今日本來可以封房子，捕你們，然而看到你們還是有知識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辦理。從今往后，在法租界公開集會，必須48小時以前向我們捕房報告，經核準后方可開會。如有秘密集會，不將會議理由預告者，巡捕房查悉后，將照章論處了……”
事實上，7月30日這天晚上闖入中共一大會場的“包探”程子卿，的確是誤打誤撞，根本不知道是共產黨（當時法租界巡捕房仍叫共產黨為“過激黨”）在這里開會，更不可能知道召開的是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他說“我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找錯了人家，對不起”，也是實話實說，不是搪塞之詞，因為他的確找錯了人家。這是為什么呢？第一，李漢俊寓所是望志路106號，隔壁的104號確實是全國各界聯合會的辦公地址。但該聯合會沒有會長，它的主席叫毛一豐，并不姓王。7月5日前后，他們召開了第三次代表大會籌備會。因此，密探闖入中共一大會場說是“找各界聯合會王會長”，很可能就是找毛會長，因口音或方言之故，陳潭秋誤聽為“王會長”了。至于稱呼會長還是主席，當事人或許也是一時口誤或習慣，所以在以后的回憶中也都有所差異。
“包探”程子卿的確是在奉命做事。第二天（7月31日）的《民國日報》曾刊登一則《法租界取締集會新章》的新聞，說：“法總巡警費沃禮君，昨特令中西探目派探分赴界內各團體，謂捕房訂定于八月一日（即明日）起，如有開會集議，須在四十八小時前報告。一俟總巡核準，方許開會。”一周前的 7 月 25 日，《民國日報》也曾刊登《集會須先報捕房核準》的消息。
事發確實偶然，但偶然中也有必然。
7月30日晚，程子卿本來是奉命去隔壁的望志路 104 號找全國各界聯合會主席毛一豐，宣告巡捕房的新規定，卻誤入 106 號李漢俊寓所，無意中發現有13個人集會，而且還有兩個外國人，于是他趕緊回到捕房報告。還有一種可能是，程子卿在去104號發通告的時候，突然發現隔壁的106號樓上燈火通明，有人聚眾開會集議，就順便進門上樓打探。
因為馬林的機警，中共一大代表們在第一時間已經有效撤離，因此當總巡警費沃禮以最快速度趕到時，還是撲了一個空。
上海白爾路389號的博文女校舊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預備會議在此舉行。這里也是毛澤東等中共一大代表的住宿地
但是，費沃禮為什么興師動眾帶著7個人迅速趕來呢？說起來，這還是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馬林的祖國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社會歷史研究所至今仍完整保存有馬林的檔案。這些檔案材料充分表明：至少從 1920 年 12 月開始，荷蘭政府就知道這位名叫斯內夫利特的人，改名馬林后“特受莫斯科第三國際派遣去東方完成宣傳使命”，“進行革命煽動”，并通知馬林護照上允許經過的各國政府設法“阻止他得到簽證”。尤其當荷蘭政府得知馬林將來華的消息后，更提請中國當局注意，“務必不使之入境”。盡管在奧地利遭到驅逐，且一路行程都在各國警方和荷蘭、英國駐華公使及荷蘭駐上海總領事等的監視之中，馬林還是經過意大利、新加坡來到了中國。在上海，馬林的行蹤隨時隨地處在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以及中國警察的監控之下。
有資料顯示，從1920年12月10日至1922年1月5日，荷蘭、印度、日本和中國以及法租界當局對馬林來華行程、活動的監視來往信件和情報多達25份，其食宿地點、人際交往、待人接物均一一記錄在案。但奇怪的是，在1921年7月12日至11月27日之間，也就是說在中共一大開會期間，對馬林的監視記錄卻是空白。但事實上，從1921年6月3日抵達上海之后，馬林與李達、李漢俊、張國燾等人頻頻接觸，法租界巡捕房抓捕馬林只是舉手之勞的事情。可見，擅長于做秘密隱蔽工作的馬林，一方面確實成功甩掉了密探，沒有給巡捕房以抓捕的把柄；另一方面，馬林確實也不是法租界巡捕房當時必須抓捕的目標，更何況此后他還聘請法國大律師巴和參與營救陳獨秀。
法租界巡捕房多次在《民國日報》發表告示，禁止私自集會，不僅對留日學生救國團、學生聯合總會、全國各界聯合會等進行長期監視防范，同時也監視當時與陳獨秀、孫中山有密切聯系的無政府主義者的大同黨，以及來自朝鮮、日本、印度的共產黨人士，并籠統地把這些代表人物當作“過激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黨”“東方共產主義”加以防范。正因為各種流派魚龍混雜，相互交叉聯系，把法租界當作根據地、大本營，反而導致法租界警方分不清誰是誰了。
“過激派”的活動不僅受到租界當局的監控，同時也受到日本領事館的嚴密監視。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收藏的《過激派及危險主義者取締關系雜件（社會運動狀況·中國）》第一卷的卷宗中，就收藏有一份1921年6月29日由警視總監致亞洲局局長的外秘乙第 995 號《關于上海中國共產黨行動匯報》的情報，稱：“上海中國共產黨將于明天三十日在上海法租界貝勒路原‘適廬’召開同黨大會，參加該大會的各地代表是北京、上海、廣州、蘇州、南京、蕪湖、安慶、鎮江、蚌埠、濟南、徐州、鄭州、太原、漢口、長沙等地的學生團體和其他各個聯合組織的成員，亦有日本人參加，具體參會人員，正在偵查之中。”
這封塵封的情報說明，日本人做情報工作確實有一套。但日本人的這條情報當年似乎并沒有與法租界巡捕房分享。盡管各方監控嚴密，但中共一大從組織到召開，一直在秘密中進行，保密工作做得可謂滴水不漏，并沒有被包括法租界當局在內的任何監控機關發現。只因法租界巡捕房“包探”程子卿奉命在7月30日晚到望志路104號向全國各界聯合會登門告示《法租界取締集會新章》，無意間闖入隔壁的106號中共一大會場，導致本應該閉幕的會議，被迫中斷。
生活中總有偶然，偶然中也有必然；歷史是一種必然，必然中也有偶然。誰也不會想到，當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進行到最后一天的時候，一次偶然的意外，竟然改寫了歷史。
中共一大的召開，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毛澤東說：“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
編后：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本刊從今年第1期開始特約連載的著名作家丁曉平創作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史系列文章，以《紅船啟航》為名已由浙江教育出版社公開出版發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