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事業的興起是近代中國教育和社會發展歷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近代中國謀求國家獨立和民族復興，亟須新知識的輸入和新秩序的建立，而留學事業為人才的培養和新思維的傳播提供了必備的基礎。留學人士也成為推動社會變革和各項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強烈的中華民族救亡使命感不僅是他們的主要特征，也是中華民族愛國傳統的重要體現。中華民族在漫長的多元一體格局中生發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并在近代外求中華民族解放、內求國家發展進步的反帝反封建斗爭中萌生、發展為“自覺的”共同體意識。在清末民初啟端與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現代民族國家的新階段中，留日群體發揮了主導性作用，學術界對此多有討論。主要集中在思想學術領域，如對梁啟超、章太炎、楊度、李大釗、吳貫因等人中華民族觀的探討；政治活動領域，如對辛亥革命前后孫中山、黃興等民族思想及構建民族國家的研究。而對于近代少數民族，特別是少數民族知識分子群體（包括少數民族留學生）的中華民族觀及其在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中作用的研究則較少。
近代回族主要有四次留學活動。第一次是自19世紀末始經師游學中亞、中東、南亞；第二次是20世紀30年代成達師范學校等選派學生赴埃及艾孜哈爾大學留學。相關研究也主要關注這兩個群體，如白壽彝在《回回人物志》中為多位第一次留外學生作傳，亦有專著、論文系統研究其生平思想。馬博忠的《歷程：民國留埃回族學生派遣史研究》是較全面研究留埃活動的專著，還有學者從文化交流、學術成就等方面對留埃學生進行研究。第三次是清末一些知識分子留學日本。學界對留日回族研究主要集中于留東清真教育會研究，如許憲隆、王希隆等對留東清真教育會活動及性質的討論；留日學生與辛亥革命研究，如陳曉虎等考證了十余位留日回族參加辛亥革命的事跡；馬鄰翼、蔡大愚、趙鐘奇等代表人物生平研究。第四次是貫穿近代的赴歐美留學，相關成果主要是對張廷休、馬君圖等個案人物的研究。
既往留日回族的研究成果主要關注代表性人物的生平事跡，而較少將他們視為一個整體，探析其共同的思想特質與行動面向；主要關注他們的政治、軍事、社會活動，較少涉及到他們的教育思想與實踐；主要以民族內部的視角評價其歷史貢獻，較少注意到其作為回族知識分子的橋梁性、兼容性身份對民族內外社會產生的影響。雖然留日回族是近代留外人士中一個小的群體，但他們與各族同胞共同書寫了近代中華民族的愛國篇章，對其研究應置于新舊交替的時代背景中，需考慮留學潮與留日群體特質、近代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構、近代愛國思潮等因素。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是留日回族較其他留學回族群體的鮮明特點之一，亦是考察其思想與實踐活動的重要視角。現有研究較少涉及此方面。本文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視角，論析留日回族的教育思想與實踐及其在近代中國教育革新、回族文教更張中的作用與影響。這既是他們參與近代中國“中華民族觀”討論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建構的重要方面，也是近代回族愛國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留東清真教育會：近代回族中華民族觀的啟端
甲午戰爭慘敗，國內改革思潮高漲，朝野維新人物紛紛提出向日本學習。張之洞在《勸學篇》中專門論述留日，認為“入外國學堂一年勝于中國學堂三年”，且考慮“路近、省費、文近、俗同”等因素，“至游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出于各自利益需要，清政府與日本都對派遣中國學生采取了積極合作的態度。1896年，第一批13名官派學生赴日學習。到1906年左右，留日人數達到高峰，迎來了當時“世界史上最大規模的學生出洋運動”。之后，留日人數雖時漲時落，但貫穿整個民國時期。
1899年，“雍正年間貴州提督哈元生將軍后人”、湖北兩湖書院學生哈漢章（湖北漢陽人）被選派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期。1901年，金應豫（山西太原人）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預備學校學習，后入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1902年，礦路學堂學員伍崇學（江蘇南京人）與魯迅等作為“南洋官費”第一批留學生入弘文學院，后入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學習，為留日回族中首位教育專業者。同年，馬敘午（四川成都人）隨京師大學堂總教習吳汝綸赴日本考察教育。1903年，湖南巡撫趙爾巽選派各書院院長擔任留學生領班，邵陽經正書院山長馬鄰翼（湖南邵陽人）被選派入弘文學院攻研教育。1907年，36名留日回族學生在東京成立留東清真教育會。這些早期留日者主要為官派，除軍人外，多為學習、考察教育專業者。
整個民國時期，回族留日始終未斷。與早期留學者多研修教育、法政、軍事不同，后期研讀的專業更加廣泛。據筆者統計，留日回族達百人，為近代回族留學活動中人數最多、來源地最廣的群體。相較于其他留外回族群體，留日回族多有官派背景，所學專業與當時國家社會所需密切相關，歸國后大多直接參與到近代民主革命、國家轉型和社會建設等各項事業中，促使其對中華民族現實狀況有較深刻的理解和體會，進而產生了強烈的中華民族救亡使命感。
留東清真教育會是在東亞清真教育總會的影響下成立的。1906年，江蘇鎮江人童琮參與創立鎮江穆源學校，在開江南地區新式回族教育之風的同時，還首倡全國性回族教育團體——東亞清真教育總會，提出普及教育、編纂教材、出版刊物、開通智識等興學倡議。此舉很快產生了影響，“自是鄰近各屬，相繼設立分會，會各有長，皆盡心學務，故此邦之回回教育，于茲稱盛”。翌年，11位留日回族相會于東京上野，童琮倡辦教育總會激發了他們對教育事業與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反思和討論，并于當年成立留東清真教育會。
1908年，留東清真教育會以“提倡教育普及”為宗旨之一，創辦了近代回族第一份刊物——《醒回篇》。從1900年《開智錄》創刊至辛亥革命，留日人士創辦刊物近百種，其中又以同盟會成立和《革命方略》發表期間，即1907年前后為創刊高峰期。大部分刊物為綜合政論刊物，具有濃烈的思想啟蒙色彩。承印《醒回篇》的秀光社出版有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和大量進步書刊。在取名上，《醒回篇》與同時期的《猛回頭》《醒世鐘》《革命軍》《浙江潮》等留日刊物，無不彰顯著振聾發聵、疾呼變革的愛國情懷，是回族愛國留學運動的歷史產物，可視為以“民族視角”對20世紀初革命思想進行的“民族解讀”與“民族表達”。
這一時期正值國內外政界、學界“中華民族觀”討論的高峰，其中又以留日群體最有代表性和主導性。他們親眼目睹了日本維新致強的現實，體驗了日本政治社會變革，以至“赴東求學之士，類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于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許多人從擁護皇權、支持改良轉向贊同革命。有研究考證，教育會36名會員中至少有14人為同盟會會員。主要作者保廷梁、黃鎮磐、趙鐘奇、王廷治、蔡大愚等都是同盟會早期會員。這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近代革命思想影響的知識分子對國家與民族問題的討論，一方面“字里行間時時暗示民族革命的意思”，一方面引導出“回族是中華民族一員”這樣的民族國家認同，強調回族與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一致性，認為中華民族的發展是回族應擔負的“國民之責任”。《醒回篇》對回族與中華民族關系、中華民族共同命運與整體利益等論述，是“中華民族觀”討論中不可忽視的一部分。
談及教育問題，《醒回篇》以近代中華民族現實境遇為時代背景，從教育改革的必要性與緊迫性出發，引介比較西方經驗，闡述普及“國民教育”的意義與路徑，探索更張教育與弘揚文化的方法，其核心思想是回族教育文化的發展須以愛國主義為核心，順應國家需要與時代潮流，以國民性、普及性、科學性、實用性的教育造就國家與民族所需的人才。《醒回篇》提出的教育主張涉及國民教育、家庭教育、女子教育、職業教育、教育研究、教育基金等諸多方面，是既有遠見又具有現實可操作性的。這些匯聚了“西方民主科學思想熏陶業已覺醒的中國首批回族精英分子”，其思想的集中表達——《醒回篇》與其他論述，可視為“現代回族歷史文化反思與重構的開篇”，為國內處于萌芽階段的新式教育活動和他們歸國后的教育實踐奠定了基礎。
《醒回篇》雖遠在日本發行且僅有一期，但仍得到了國內的積極回應。近代回族最早創辦的白話報《正宗愛國報》多次刊文介紹《醒回篇》與教育會的情況，轉載其中篇目，評價其“足以啟自強之思想，振愛國之精神”。而陜西進步學者郭希仁等的評論則更值得注意。他們在《醒回篇之出現》一文指出，因清末陜甘時局變化且習俗不同，漢回民族本“各不相通”，而《醒回篇》“提倡回民教育、化合中國種族諸大義”使作者頗受觸動，特別是得知教育會中有陜西回族人士，而感慨“其感情尤近且切，余敢不據實載之，使我諸同胞聯絡漢回者，先知有此警人之晨鐘”。
留日回族提倡“國家至上、重文重教、民族和睦、革新進步”的教育思想與歸國后的教育實踐，把民族命運與國家、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緊密相連，與社會現實、教育發展相聯系，具有強烈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意識，正適應了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進程，展現了回族社會爭取國家圖強、變革求存的強烈愿望，在回族教育文化史上起到了承上啟下、振聾發饋的薪火作用，成為后繼許多回族社團、出版物的組織與思想源泉。
二、留日回族與近代中國教育轉型改革
清末新政的一個突出問題是舊式教育體制無法滿足人才需求，且新式教育師資嚴重匱乏。因此，清政府首倡師范教育，要求各省學堂官員出洋考察學務。這導致各地赴日學習師范專業、游學考察教育者蔚然成風。據1904年駐日大臣楊樞統計，當時1300余留日學生中“學文科者”有1100余人，其中以師范類為主，法政、商科為輔。清政府的《奏定學堂章程》（癸卯學制）和民國初年的壬子癸丑學制皆主要師法日本。近代民族國家的構建，需有與之相配套的教育制度。留日學生對這一時期的教育轉型貢獻頗大，以至“各省興學之初，頗資其力”，“學校之教職員最大多數均系留日師范生”，從中走出了一批具有近代教育思想的理論家和實踐家。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許多留日回族積極投身國家與地方的教育轉型與教育普及事業。下面試舉幾例。
歸國后，任兩江總督署轄學務處參事的伍崇學參與制定學制改革方案，并任第一模范學堂堂長，四區模范學堂總辦。1912年，他進入教育部。在任普通教育司司長期間，他主持制訂統一的師范教材，推行教育技術和實驗教學，制定教師優待條例，推動師范人才隊伍建設。他還任教于京師大學堂譯學館、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又任中國通俗教育研究會干事、北京教育會通俗講演研究會主講員，參與到蔡元培提倡的社會教育運動中。1917年起，伍崇學歷任浙江、江西教育廳長，主持地方教育改革。伍崇學胞弟伍崇宜同為東京高等師范學校師范科畢業，任江蘇省視學、省立第九師范學校校長，主持全省教育調查工作，校訂《新法衛生故事讀本》等教材。
1905年，馬鄰翼任湖南省視學兼全省師范傳習所監督、湖南中路師范學堂副監督，他與譚廷闿等創辦湖南第一所私立師范學校——妙高峰簡易師范學校，推動了湖南近代師范教育體系的建立。1908年，馬鄰翼調任清學部總務司，搜編《學部奏咨輯要》，編制《全國教育統計圖表》，開近代教育統計先河。辛亥革命后，馬鄰翼歷任教育部參事、甘肅等省教育廳長、教育部次長、京師圖書館館長等職，任民國大學、國醫學院、蒙藏學校等學校要職，參與創建辦中國大學、北平喇嘛職業學校，為民初國家教育制度制定和地方新式教育發展的代表人物。馬敘午結束海外學務考察后，在清學部任職，并參與制定清末教育制度和京師大學堂的辦學。1906年，為幫助因日本《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而回國的學生繼續學業，正任四川嘉定中學教務長的蔡大愚參與在上海創建中國公學。1912年，馬鄰翼任命蔡大愚為甘肅法政學堂校長兼教務主任，他按照教育部要求推行全面改革，為學校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基礎教育薄弱、高等教育欠缺的情況下，留日學生回國后首先耕耘在初中級學堂，成為“真正促進中小學教育現代化的師資的主要來源”。如張惠隆（湖南邵陽人，1904年入弘文學院）參與創建辦邵陽東湖尊德學校，協助馬鄰翼創辦偕進小學，后應馬鄰翼邀請任教育部主事兼北京高等籌邊學校教務主任。馬圖（四川瀘州人，1904年入弘文學院）歷任縣立高等小學校長、永寧中學堂教習、監督，他與留日人士利用永寧中學堂作為鄰近縣域唯一的中等學府，發展成為川南革命思想的傳播中心。1909年起，龔選廉（四川瀘州人，1907年入東洋大學）任瀘州視學、瀘州中學堂堂長。辛亥革命后，他與留日人士創辦川南法政學校，為四川地區除成渝外第一所法政學堂。1910年，金應豫參與創建山西公立中學翹楚晉陽中學，翌年當選為中央教育會會員。白潤蒼（廣西臨桂人，1907年入同文書院）歷任廣西賓上遷中學堂校長、慶遠府六縣合立中學校長。1925年，黃鎮磐兼任上海中學教員，并被推選為上海各學校教職員聯合會委員。
自20世紀20年代始，中國迎來了大學創建高峰期。多位留日回族參與到各地大學的創辦與教學活動中。如白潤蒼先后在武漢大學、廣西大學等教授古典文學。1924年，黃鎮磐與徐謙、沈鈞儒等合創上海法政學院，任校董、政治系主任。馬志道（湖北武昌人，入仙臺醫科學校）任武昌中山大學醫學教授兼醫學系主任、北平大學眼科教授。馬宗融（四川成都人，1916赴日學習日語，后留法）于1933年回國，先后在復旦大學、暨南大學、廣西大學、四川大學、臺灣大學等任教。張勃川（山東冠縣人，1933年入東京帝國大學）回國后任北平大學法商學院講師。金祖同（浙江嘉興人，1936年赴日研修甲骨文）抗戰勝利后先后在臺灣大學、浙江大學任教。
以上留日回族精英取得的成就，得益于社會轉型和教育發展為各民族精英提供了更多直接參與國家建設的機會，也反映了留日回族的愛國情感。他們將不斷強化的國家意識、中華民族認同和弘揚普及教育、尊重科學、注重實用教育的觀念與在各教育領域積累的實踐經驗相結合，又為近代回族教育轉型發展注入了重要的動力。而近代以前，回族知識分子在國家教育領域嶄露頭角是較為罕見的。
三、留日回族與近代回族教育更張發展
留日回族作為近代教育交替的親歷者、受益者、推動者，敏銳地意識到“中國近年，普及教育之聲，已遍全國。而已成之學堂，亦已都邑相望，所在多有”，國家教育轉型大局為回族教育更張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為他們實現《醒回篇》中的種種設想創造了現實的實踐空間。更重要的是，他們對回族教育文化事業高度熱情，是寄希望在民族教育這塊“試驗田”中，樹立回族大眾的“國民之責任”意識，強化回族追求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中華文化認同，以“教育救族”來實現“教育救國”的理想。
（一）新式回族教育的開創者與實踐者
近代新式回族教育發展可分為兩個階段。辛亥革命前，一些有識之士已開展了初步實踐。如1905年，馬祖全（湖北武昌人，1906年入日本士官學校）參與在漢口創辦新式回族學堂。1906年，馬鄰翼在家鄉邵陽發起創辦學堂、學社，次年參與創建辦京師清真第一兩等小學堂，在北京首倡新式回族教育。但彼時大部分學校只是草創，無法真正實現教育普及。如，1904年河北定州統計，全州13個回族聚居村莊相繼興辦的20所學校仍是學制守舊、管理松散、師資缺乏的村辦學堂，貧寒子弟難以入學。辛亥革命后，新學制逐漸鞏固，各地教育事業快速發展。留日回族所倡辦的新式回族教育以適應時代潮流與國家需要為目標，納入國家教育體系，以國民教育為標準，注重漢語文、歷史等中華文化和科學文化教育，著力培養社會所需且延續文化傳統的普及性教育。
由教育部調任甘肅教育廳長的馬鄰翼，創設蘭州回教勸學所；委任具有新學辦學經驗的蔡大愚、達浦生等主持工作，在蘭州等地開辦一批新式學校，影響力輻射西北。馬鄰翼還投身到北京西北公學、成達師范學校、上海敦化小學、邵陽偕進中學等具有標志性意義的新式回族學校創建中，以個人影響力為各地學校爭取政策、經費和師資的支持。
1911年，楊啟東（女，遼寧沈陽人，1907年入日本實踐女學校，首位留學海外的回族女性）參與創辦的奉天清真女子學堂是東北地區最早的回族女子學校之一。學校后逐步發展為男女校，為當時東北規模最大、辦學水平最高的回族學校。1912年，馬祖全等發起籌辦武昌清真小學，并任第一任校長。同年，經喬烈聯絡協調，太原清真學堂獲得政府資助遷址，更名為公立國民學校，學校學制、辦學條件、師資力量得以較大改善。蘇成璋（湖南隆回人，1907年入警監學校）參與創建辦隆回偕進第一分校，后又動員置賣部分寺產新建校舍，改名為群賢學校。
1926年，楊光燦（四川隆昌人，1908年入法政大學）任重慶精一小學校長，后參與創辦成都清真女子小學。1928年，馬應熏（湖南隆回人，1905年起先后入明治大學、早稻田大學）推動家鄉成立五所新式回族小學，并任共進小學校長。20世紀20年代，既是商科專業，又是近代戲劇改革先鋒的馬汝郁（四川成都人，1906年入東京高等商科學校）在任齊齊哈爾清真小學校長時開設簿記、日語等實用課程，重視文學、戲劇、音樂、繪畫等藝術教育，并聘請留日、留法師資，在東北回族教育中獨樹一幟。
經時任復旦大學教授馬宗融的提議聯絡，內遷重慶的復旦大學開辦墾殖班，招收各地回族學生。北京西北中學遷入成都后，馬宗融等提議籌款，支持學校“招收高初中女生各一班”。20世紀30年代正值上海回族教育發展的高峰期，退出政壇的伍崇學參與到上海多所學校的教學活動中，并任私立南京孤兒院董事。
（二）推動社會教育事業發展
近代新式教育發展也伴隨著社團組織、報刊雜志、學術機構等新的社會教育形式的出現。保廷梁、黃鎮磐等在《醒回篇》中專門論述以創辦社團、出版報刊、組建學會為實現教育普及、思想變革的重要途徑。留日人士參創各類社團，出版著作、編譯論著，創立學術機構等途徑，為推動社會教育進行了探索。
1912年7月，近代回族第一個全國性團體中國回教俱進會在北京成立。馬鄰翼被推選為會長，哈漢章為贊成人，蔡大愚為評議部干事。俱進會提出的樹立國家意識、發展國民教育和創辦報刊、廣立學校、開授漢文及其他實用學科等舉措，基本延續了留日回族對教育發展的各項主張。龔選廉、喬熙、金應豫等參與到四川、山西、云南等地支部組建中。馬鄰翼、黃鎮磐等還參與了回民教育促進會等社團的創立。
1937年，中國回教救國協會成立，趙鐘奇、王廷治任云南支部副會長。金浪白（黑龍江慶安人，1934年入成城學校）、馬文良（遼寧海城人，1936年入早稻田大學、拓殖大學）等參與到陜甘寧邊區支部及延安回民救國會、邊區回民文化促進會的組建與活動中。1940年4月，中國回教救國協會回教文化研究會在重慶成立，馬宗融、韓幽桐（女，黑龍江寧安人，1934年入東京帝國大學）等為會員。作為研究會的主要參與人和抗戰時期回族教育文化活動的倡導者，馬宗融推動各民族抗戰動員活動，吸收了陶行知、賀綠汀、梁漱溟、老舍、郭沫若、顧頡剛等各族學者的關注與加入。他提議編寫回族抗戰題材戲劇，得到積極回應。最終由老舍、宋之創作的話劇《國家至上》在各地公演，產生熱烈反響。
王廷治、保廷梁主持參與云南早期回族報刊的創辦，撰文闡述了“開啟民智，作吾民氣，強吾民國”，“蓋教育者，強國之要素也”等觀點，基于地方實際探索云南新式回族教育的發展路徑，是繼《醒回篇》后對回族教育的又一次集中討論。這些報刊開設的白話論說、小說等欄目，“依稀看到現代回族文學先行者最初的歷史足跡”。
相較于同時期其他回族教育的倡辦者，這些參與清末民初以日本為樣板的國家教育改革活動的回族知識分子是真正接受過近代教育，且掌握了先進教育理論的精英。如馬鄰翼所著《新教育學》是較早論述新式教育的著作。他在北京參與創辦新式學校時，親自策劃和執行了教學計劃、教學安排、教材選定。黃鎮磐在近代辦刊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教育刊物《中華教育界》上發表的《法蘭西之小學校》《美國小學校之教授法》等文章，詳盡論述了西方基礎教育。留日回族學生憑借對當時國家教育政策方向的準確把握和豐富的實踐經驗，立足國家、尊重科學、與時俱進地參與到新式回族教育中，涉及義務教育、高等教育、民族教育及師范教育、職業教育、女子教育、藝術教育等諸多領域，可謂“懂教育的人辦教育”，使回族教育與以近代化、國民化、科學化、實利化為導向的國家教育保持一致的發展方向。
四、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動的歷史評價
作為特殊的政學群體，留日群體在很大程度上主導了辛亥革命前后中國社會歷史上的重大變革。他們對“中華民族觀”的討論與實踐，為近代中國民族國家找到了重要的認同符號，促使中華民族真正凝聚成為“一個生死與共的命運共同體”。立身特殊的時代中，留日回族以強烈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和中華文化認同，積極倡導和實踐普及國民教育、推動文化革新，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愛國傳統，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啟蒙與發展，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導回族社會的思想文化圍繞國家需要與順應時代發展，對近代回族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
（一）留日回族奠定了近代回族教育的愛國傳統
湖北、湖南、北京、上海、江蘇、云南、河南、四川等留日回族主要來源地和活動地也是清末新政、留學潮、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等近代重要歷史事件較為活躍地區。與許多其他留日學生的歷史選擇相同，留日回族亦投身到清末民初尋求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革命浪潮中。保衡、尹神武等留日回族烈士的事跡見諸報端，為當時國人所周知。近代回族延續了深厚的愛國主義傳統，不僅有左寶貴、馬福祿這樣的愛國將領，也涌現出一批具有強烈國家認同的知識分子，他們“把自身的發展同中華民族的興衰榮辱緊密地聯結在一起……他們中的絕大部分人都同全國各族人民一道，站在時代的前列，把愛國、保國放在首位”。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核心是國家認同。近代民族國家的建立需要國民具備一定的政治覺悟和愛國意識，這就須建立起以愛國精神為主線的國民教育制度。留日群體是近代國民教育思想演化為思潮和實踐的主要力量，強調“國民”是“已受義務教育，與國家之興衰有關系之謂也”，教育要以“提升國民素質、高揚愛國心為旨歸”。留日回族的教育活動表現出與時代一致的價值取向，即將國民教育與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聯系起來，重視愛國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如蔡大愚在致孫中山的信中提出：“養成一國民德者，即政治上教育、實業、保衛三作用，此三作用得，則國富強”，認為實現富強、共和的革命任務需教育、經濟與軍事三方面共同作用，教育則既是基礎，也是首要。在思想層面，這種以“助長國家精神”為基礎，將民族與國家的興衰存亡相統一的觀念，為近代回族教育活動奠定了強烈的愛國主義意識。在實踐層面，推動回族教育與國家教育體制相適應，倡導普及國民教育，強調對漢語、歷史等中國文化和科學、職業等實用技能的學習，以實現“上而報效國家，下以援拯蒼生”的責任擔當。
民初的回族教育活動得到了許多重要人物的支持，如黃興、宋教仁、蔡元培、熊希齡、范源濂和譚延闿等。他們與馬鄰翼、哈漢章、蔡大愚、黃鎮磐等，或為留日同學，或為辛亥革命同志，或為教育界同仁。政、軍、法、教各界的留日回族以其身份象征和社會資源參與教育事業，他們既代表政府、主流社會及其推崇的各種政治社會主張，又以回族知識精英的身份調節內外部事務。他們的支持使得回族群體對發展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教育事業達成空前的共識。
（二）留日回族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構建
“中華民族”有深遠的歷史淵源，既深植于數千年以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共同命運和相互親近的文化心理，又啟迪于近代新思潮，在近代民族國家競存的時代環境中得以正式熔鑄。一批革命家和知識分子“從亡國滅種的危機中，開始覺悟了中國民族的整個性和不可分性”。他們是最早產生中華民族意識的群體。少數民族中華民族自覺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本民族知識分子“率先自覺”，而后“自覺覺人”，向本民族大眾傳播。以留日回族為代表的回族知識分子，開始反思明清時期的民族建構方式，提出具有近代意義的民族觀，從思想與實踐上參與到中華民族共同意識的構建中。
留東清真教育會成立時正值辛亥革命的準備期，顯然他們注意到了國內外有關“中華民族觀”的討論熱潮。革命派喊出“革命排滿、建立共和”的政治主張，在反封建上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和狹隘性。西方列強利用國內高漲的民族意識，意圖分裂中國。留日回族清醒地注意到了當時強化民族身份和強調民族差異的思想輿論，對“他種族之存亡與我無涉”的思想進行了批判。他們認識到，中華民族是榮辱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希望“化除種族之界，化除宗教之界，化除疆域之界”，以共同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凝聚力量，爭取國家的獨立富強。辛亥革命后，“五族共和”作為政治思想被正式確立，留日回族做出了積極回應，與各民族知識精英共同投入到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理論構建與社會實踐中，加速了中華民族意識在政治和文化觀念上的形成。
留日回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萌發與發展，從內在層面看有兩個方面的作用。首先，他們自覺認識到近代中國對內主張民族平等，對外強調團結一致的民族主義政治思潮的重要性。其次，留日回族主要來自散居地區，接受過系統嚴格的傳統文化教育，深刻理解并認同中華文化，與兄弟民族有深入接觸和真摯情感。因此，留日回族認為，若促使各民族“必互有明了之意識，闊達之腦想，夫而后皆注意于國是，漸忘種族之芥蒂”，“非興教育以轉化其心思無能為役也”。
民初的民族教育政策一方面繼承了清末民族政策，強調推行國文等統一教育。另一方面基于三民主義教育思想，提出“中華民族既合五大民族而成，自應施以同等教育”。這里的“同等教育”，一是平等受教育的權利，二是接受共同的國民教育。留日回族倡導民族平等、共同進步，遵照國家教育制度辦學，推動國家發展需要的教育文化事業，以造就具備“國民資格與能力”的人，其受益者是各民族同胞。他們倡辦的新式教育具有鮮明的公益性、大眾性，大部分學校是“回漢兼收，不分畛域”，促進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基礎是文化認同。留日回族對于包括文教轉型在內的社會變革并不主張采取激進、速成的方法，相比之下，他們對傳統教育和文化傳承方式進行了較為透徹的反思。他們“雖是追慕現代性的移情者，但不是傳統的陌生人與決裂者，是那種站在歷史給予他們的視野上的具有深刻‘先見’的人”，主張“外度各國之趨勢，內察自國之情形，取長補短，因時制宜”，走漸進式、本土化的教育轉型道路，特別重視漢語、歷史等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培育，以增強各民族對中華民族和中華文化的認同。
（三）留日回族引導了近代回族思想文化的進步發展
歷代回族教育主要解決兩大問題：一是文化的傳承與發展；二是融入國家發展，獲取求生之道。傳統經堂教育雖然基本解決了清末以前的文化傳承問題，但舊有的思想理念、知識結構和教育方法，既無法應對回族文化的發展難題，也無法讓回族子弟獲取適應社會發展的求生技能。科舉取士制度的廢止，雖從制度上、思想上推翻了阻礙新舊教育轉型的藩籬，卻也阻斷了回族走向主流社會的傳統路徑。回族面臨著既不能“成家立業”，也無法“立大功”的現實困境。在社會大轉型大變革的時代中，留日回族超越了以往主要從族群內部審視民族發展的局限性，而在近代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的新的歷史站位，開展了一場以增強國家意識、普及國民教育、推動文化革新為目標的教育文化活動，以“國家需要”與“時代發展”這兩大主題探索回族思想文化的發展走向。
首先，留日回族接受過“舊學”的熏陶，又經歷了“西學”的洗禮，對中國傳統社會現狀與世界發展潮流有深刻的體會與清醒的認知。作為清末民初回族知識分子中最具有近代意識的群體，他們主動將西方發展經驗及公民教育論、社會進化論、民族主義思潮等學說和科學文化帶入回族社會。他們將教育作為推動進步發展的途徑，將學校作為傳播新思想的陣地，將文化作為推動社會變革的力量。他們的積極實踐影響了回族社會內部對國家與中華民族的前途、國民教育普及以及參與國家建設的態度，促進了近代回族思想文化的發展。他們的影響使回族思想文化從自我走向開放，從封閉自守走向包容求進，從民族自覺走向關注國家前途和中華民族命運的新高度。
其次，如果認為明清時期回族學人“伊儒會通”的文化實踐是回族思想文化的雛形，那么留日回族知識分子則超越了群體內部的討論，打破了在主流學術領域的緘默傳統，冀望于“立最高臺階之上，眼光放大，顧及全球”（伍崇學語）。他們與各民族知識分子共同關注著近代中國救亡發展中的諸多現實問題，在教育、法政、軍事、經濟、醫學乃至中國傳統文化等領域研究與實踐中皆取得了一定成就。他們通過學校教育、書刊出版、學術研究等示范性作用影響著回族社會，特別是回族知識分子的思想文化走向。20世紀30年代留學埃及的回族學生生源地、選送學校所在地與留日回族的來源地、主要活動地基本一致。多位留日學生還參與到選送學校的教學。留學埃及學生的初衷雖是學習語言與宗教，但歸國后大都從事高等教育、學術研究或外交工作。其他留學歐美以及國內的回族知識分子亦是如此。回族社會順應著中華民族進步發展的大潮流，與各民族共同投身于建設國家的事業中。
五、余論
清末民初，中國留學海外者懷揣著真摯的愛國意識和使命感，將個人志向與國家、中華民族的命運緊密相連。除本文所述的教育事業外，留日回族群體還參與到近代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軍事等各個層面的愛國活動中。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支撐他們擔負“國民之責任”的重要精神動力。這既傳承了回回民族堅定而深厚的國家認同、中華民族認同傳統，也使其在近代社會救亡圖存的愛國浪潮中得以升華。
恰如孫中山先生所言，“中國民族運動，非有回族之參加，難得最后之成功；打倒帝國主義之工作，非有回族整個結合，亦勢難完成也。”每當中華民族處于危難的關頭，回族與各民族團結一致的愛國力量就會突顯出來。白壽彝認為，黃鎮磐“站于時代高峰，不愧為那個時代的回族先知先覺”。以此評價整個留日回族群體亦很貼切。留日回族在近代回族“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構建過程中扮演著啟發性、示范性和引導性的角色。他們通過宣揚國家至上、普及國民教育以及推動文化革新，表達了對國家認同和中華民族認同的自覺意識，是近代回族愛國運動中濃墨重彩的一筆。
（摘自:洪偉、季芳桐：《中華民族共同體視域下近代留日回族教育活動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