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緣起與文獻述評
海外華僑華人（以下簡稱華人）在移居國的形象問題，長期以來受到學界的關注。一方面，作為一種心理預設，華人形象可能影響著移居國個體對于華人的評價和態度；另一方面，作為具有文化間性與主體間性的群體，海外華人對于傳播和塑造中國形象有著獨特的優勢與作用。華人形象的內容與影響，不僅關乎其自身所處社會環境，亦可能影響中國國家形象在移居國的呈現。
正如梅里爾所說，形象（image）與刻板印象（stereotype）具有同一性，都是指一個代表人或事物主要特征的合成印象，而這種主要特征，往往是在人們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經過特質的范疇化與思維的簡約化所形成，盡管其大多來自對某個或某些個體的認知，但其內容卻會被用于對所有群體成員進行評價，是一種過度簡化與片面的概括。在與海外華人交流的過程中，移居國民眾會概括華人的特征，生成一些兼具典型性、普遍性與刻板性的華人形象。
20世紀30年代，國內外學者便開始了有關華人形象的探索，早期著述尤為關注東方主義視角下華人形象的整體呈現。20世紀80年代后，隨著中國新移民的不斷增加，國外學者對華人形象的研究在國別、媒介與研究視角上，經歷了全面與多元的發展，更多學者關注族裔形象對于群際關系的表征作用。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中國在全球化進程中的深入，華人在不同地區的形象特點及其在國際關系和社會融入中的作用，愈發受到國內外學者的共同關注。2012年黨的十八大后，華人形象對于中國形象的重要性研究，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點議題，學者們探討了華人在國家形象傳播建構視角下主體間性的優勢所在，并從宏觀理論與邏輯上肯定了華人群體作為國家形象“鏡子”與“媒介”的重要作用。在百年未有變局的背景之下，華人形象對于了解和把握群際關系的“風向標”作用得到進一步重視，這也推動了國內外學者對于華人形象的進一步關注，并在方法上進行了創新和發展。
盡管如此，現有研究仍然至少存在兩方面空白：其一是學界缺乏對于海外華人形象微觀內容和結構的了解。現有研究多以個別案例與媒體報道為切入點，對于移居國個體所持有的華人形象內容尚缺少一手的、系統的調查研究；其二是缺乏有關華人形象對華人群體評價以及國家形象感知影響的實證探索。現有著述多側重于宏觀理論的構建和邏輯關系的鏈接，華人形象的實際特點與影響仍處于“黑箱”之中。在國際環境日趨復雜的背景下，填補上述空白，不僅有利于把握當前華人形象的情況，對于在新形勢下更好地發揮其作用，亦有著重要意義，這正是本文關切所在。
考慮到國情和群體差異，對于華人形象的微觀探索，當以區域國別為抓手展開研究和分析。本文將以美洲重要華人聚集地秘魯為例，力求解答如下三個具有一定遞進關系的問題：一是當前秘魯華人的形象內容與結構如何？二是這些形象如何影響當地人對于華人群體的評價？三是這些形象如何影響當地人對中國國家形象的感知？
二、秘魯華人概況
秘魯是美洲華人移民歷史最悠久的國家之一。得益于連接中國同美洲的馬尼拉大帆船貿易，早在17世紀之初，便已有華人經馬尼拉與墨西哥抵達秘魯首都利馬，成為最早一批抵達此地的中國移民。19世紀下半葉，11萬中國契約勞工被“招募”到秘魯，參與到沿海地區的鐵路建設、鳥糞挖掘和農業種植工作之中，其龐大的數量甚至一度造成秘魯利馬的“中國化”。1879年爆發的硝石戰爭，促使秘魯華人由沿海向內陸遷移，進一步拓展了華人在秘魯的分布。
苦力時代結束后，華人雖然恢復自由，但條件所限，幾乎所有幸存者都留在了秘魯當地，于此成家，開始從事餐飲、零售等小微營生。20世紀初，秘魯華人經歷了一段被排斥的艱難歲月，但得益于吃苦耐勞與團結互助的精神，華人社會中逐漸形成了多元的族裔組織與商業網絡，這為日后華人在秘魯社會與經濟上的輝煌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與此同時，中醫與中餐等傳統文化也隨之在秘魯社會普及發展，對秘魯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二戰之后，中國向秘魯移民再啟。在中國改革開放與秘魯對外開放的共同推動下，20世紀70年代后，大量中國新移民抵達秘魯，他們利用自身的跨國優勢，把經營方向轉向進出口貿易，在中國與拉丁美洲之間建立了重要的文化與經貿橋梁。時至今日，秘魯華人及其后裔數量已逾300萬，是美洲大陸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華人與華裔聚集地。得益于中秘關系的不斷緊密，秘魯華人商業在過去20年中取得了快速發展，主要分布在利馬（Lima）、卡哈馬卡（Cajamarca）、阿雷基帕（Arequipa）等地，集中從事建筑、制造、餐飲、零售和批發等行業，形成了具有“行業集中，資本分散”特點的族裔產業格局。在經濟上，秘魯華人經濟已成為不可忽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秘魯社會中，華人也成為“隨處可見”的東方來客。
盡管秘魯華人對于當地社會而言早已不再是陌生群體，但受限于語言障礙、文化認知差異、社會歧視、政策限制、行政程序和商業競爭等因素，秘魯華人在當地社會中仍保持著“他者”的身份。正如周南京所說：“華人同化是歷史的必然趨勢;但同化又是一個相當漫長、曲折和艱難的歷史過程。”華人形象在秘魯社會的不斷變化，便是這一過程最好的注解：在早期苦力貿易時期，秘魯華人被認為是“窮苦無助”的東方異客；在獲得自由后，他們是“熱情周到”的精明華商；但在隨后克里奧爾人精英思潮影響之下，他們又是“血統不正”與“生活混亂”的“無用之人”；在此后的數十年中，秘魯華人的形象在動蕩之中被不斷反復調試，如今，他們是“勤奮工作”與“聰明能干”的代表，但也面臨“不當競爭”和“經濟入侵”的指摘，即便是土生華人（Tusán）也概莫能外。以上種種，展示出秘魯華人復雜與多變的“他者”形象。
秘魯第一位華裔總理維克多·許會曾說：“我們是中國人在秘魯的一面鏡子。”在很多時候，華人的集體屬性即民族身份，似乎要比個人屬性更加明顯，拉美華人所代表的不僅僅是移居者的形象，更是中華民族與中國國家的形象。這也再次說明，厘清當前秘魯華人形象內容結構及其影響，不僅利于把握秘魯社會對于華人群體的認知特點，對于更好地推動兩國人民實現“民心相通”，塑造中國國家良好形象也有著重要意義。
三、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方法
考慮到形象與刻板印象的同一性，以及形象內容微觀探索的需要，本文主要使用刻板印象研究中較為常用且較為準確的自由反應法（free responsemensures）進行調查。參考應用此方法的其他研究，本次研究設計并使用了以下兩項工具。
其一是開放式問卷《秘魯華人形象調查問卷I》。該工具旨在收集受訪者腦海中有關秘魯華人形象的形容詞。作為一份開放式問卷，由兩部分構成：第一部分要求受訪者提供基本信息，包括性別與年齡；第二部分要求受訪者僅基于主觀想法，用盡可能多的形容詞或短語描述他們腦海中的秘魯華人形象。該問卷作為準備性工具，僅需要少量樣本。
其二是結構式問卷《秘魯華人形象調查問卷II》。該工具的主要目的是測量受訪者所持有的秘魯華人形象內容、對秘魯華人的評價以及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感知。該問卷分為四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訪者基本信息。該部分收集受訪者的背景情況，包括其性別、年齡與教育水平。第二部分是秘魯華人形象內容測量。其目的是考察受訪者對開放式問卷中所獲主要形象內容的認同程度，從而量化不同形象的認知水平。該部分包括一系列“我認為秘魯華人是‘XXXX’的”問題，受訪者被要求僅根據其主觀印象在李克特7級量表（Likert-7）上評價其認同程度（1表示“完全不認同”，7表示“完全認同”）。其中“XXXX”是在開放式問卷中所獲得的形容詞。第三部分為秘魯華人評價考察。考慮到固有形象在以往研究中對于情感、認知與實踐層面的可能影響，該部分包括對應的三項評價指標測量，即：受訪者對秘魯華人的好感度、對其貢獻的認可度，以及對更多華人到來的接受度，三者同樣以7級量表形式進行測量。第四部分為中國國家形象感知考察。該部分旨在量化受訪者對中國國家的整體情感與態度，包括兩個題項：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好感度以及對于中國國家在當地呈現（presence）的期盼度，兩者皆使用7級量表。
（二）操作步驟
為確保受訪者具有基本的閱讀、理解和表達能力，能夠對問卷中所提及的問題提供準確且有價值的反饋信息，本研究將對象設定為16歲以上且受過初等教育的秘魯當地公民。考慮獲得更為準確與可信的樣本，本研究委托全球在線調查供應商調查猴子（Survey Monkey）發放并回收問卷。平臺在2022年11月完成了《秘魯華人形象調查問卷I》的投放，共回收有效樣本53份。所有受訪者在1分30秒內完成了問卷作答，這表明其所使用的單詞或短語皆為對華人形象較為直觀且直接的反映，回答情況較為理想。
在對53份問卷所獲得的形容詞與短語進行清洗與合并處理后，共獲得有效形容詞34項，且自第46份問卷后便無新形容詞增加，這意味著問卷已能較好反映秘魯受訪者中較為普遍存在且固化的華人形象。為了確保研究內容的代表性，研究小組進一步選取了頻次大于或等于4的形容詞，共計15個，如表1所示。
研究小組基于表1中15項代表性形象內容進行了《秘魯華人形象調查問卷II》的編制，并再次委托調查猴子（Survey Monkey）進行問卷的發放。截至2023年2月回收工作完成，研究小組共獲得有效問卷150份，受訪者男女比例為1.05:1，其年齡均在16歲以上并完成小學教育，樣本情況符合理想預期。在使用SPSS23.0對所獲得數據檢驗后發現，問卷II中所展示的15項形容詞得分平均值均在4以上，說明相關形象內容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與代表性。除此之外，量表題項具有良好的信度與效度（Cronbachα=0.78>0.7；KMO=0.81>0.6），可以進行后續分析。
四、研究發現
（一）秘魯華人形象的組成因子
探索性因子分析（EFA）是社會研究中最常用的統計技術之一，用于探索解釋調查回答的潛在變量或共同因素的集合。在本研究中，探索性因子分析是將秘魯華人形象內容分類為不同維度的理想技術。通過SPSS23.0程序進行檢驗后可以發現，本次有關秘魯華人形象的15個問題，對于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有著良好的適用性（KMO=0.855>0.6）。隨后研究對15個題項進行操作，抽取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并使用最優斜交法（Promax）進行旋轉，如此之后，獲得3個因子，但由于其中“外貌異域的”和“善于創業的”兩項形象形容詞未能在任何一個因子上獲得大于0.4的載荷，所以考慮將其刪除。隨后對于余下的13個題項再次重復上述步驟（KMO=0.848>0.6），最終獲得3個因子，累計方差貢獻率為60.1%。經轉軸之后，其因素載荷表如表2所示。
為驗證維度劃分合理性，我們采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以確定模型對實際測量數據的擬合程度，其結果如表3所示。從中不難發現，該模型的卡方與自由度之比為1.774（<2），同時比較擬合指數、非規范擬合指數均在0.900以上，近似誤差均方根為0.073（<0.1），這表明該模型擬合度良好，秘魯華人形象的三因子模型具有合理性。
通過表2可知，13項秘魯華人形象形容詞分別被歸集到3個不同的因子下，分別構成了秘魯當地人腦海中有關華人的三個普遍、固有的形象內容集合。根據三個因子所含內容特點，我們可分別將其命名為“秘魯華人熱情”因子、“秘魯華人能力”因子以及“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秘魯華人熱情”因子主要包括秘魯華人在待人接物上所展現或為人感知的積極態度與情感特質，“和藹可親”“真誠正直”“營商親民”“富有新意”“熱愛烹飪”這些描述具有顯著的正面性；“秘魯華人能力”因子，集中體現了秘魯華人“資產富有”“依循傳統”“聰明能干”“勤勞刻苦”“堅持原則”等特質，同樣具有積極意義；“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所載荷的“素質不高”“過度經營”與“混亂無序”等內容，體現了秘魯華人行為習慣的消極方面，是具有明顯負面傾向的形象集合。
（二）形象因子對華人評價的影響
我們將三項秘魯華人形象因子與秘魯人對華人的好感度、認可度以及接受度進行相關性分析，其結果顯示，“秘魯華人熱情”因子與“秘魯華人能力”因子同上述三項評價皆有顯著的正相關性（p<0.01），而“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則有著顯著的負相關性（p<0.01）。其結果如表4所示。
為進一步探索三項華人形象因子對華人評價的影響，我們將性別、教育水平與年齡作為控制變量一并考慮進行回歸分析，其結果如表5所示。
結果顯示，“秘魯華人熱情”因子以及“秘魯華人能力”因子在好感度、認可度與接受度三項評價上，均有正向且顯著的主效應，即被試者越認為華人擁有“高熱情”或“高能力”，對華人評價越為理想；“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在三項程度指標上具有顯著的負向主效應，即被試者越認為當地華人符合該維度下所包含的負面形象，對華人的評價便越低。
盡管三項形象因子皆在不同評價指標中有著顯著效應，但通過對比不同變量的標準化回歸系數的絕對值（β），我們可以發現三者在影響程度上的主次卻并不一致：就“好感度”而言，“秘魯華人熱情”因子的主效應最為明顯（β=0.619），相較于其他變量而言，能夠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而從“認可度”來看，“秘魯華人能力”因子所能施加的影響更為突出（β=0.479），在所有變量中占據最為重要的位置；“接受度”的情況又有所不同，“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成為最具影響力的變量，能夠發揮的效應更為明顯（|β|=0.375）。
此外，在個體因素中，我們觀察到年齡對于三項評價皆存在邊緣顯著（p<0.1）的正向影響，這意味著年齡越大的受訪者對秘魯華人的好感度、認可度以及接受度越高。
（三）形象因子對中國國家形象感知的影響
我們將三項秘魯華人形象因子同受訪者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好感度以及對中國國家呈現的期盼度進行相關性分析，其結果如表6所示。可以看到，“秘魯華人熱情”因子，“秘魯華人能力”因子以及“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皆同中國國家形象好感度有著顯著相關性（p<0.01），且前兩者為正，后者為負。同時，“秘魯華人熱情”因子與“秘魯華人能力”因子兩項，同中國國家呈現期盼度有著顯著的正相關性（p>0.01），但“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并不與之顯著相關（p>0.1）。
在接下來的回歸分析中，我們將三項華人形象因子和作為控制變量的個體因素一并納入模型，所獲結果如表7所示。
結果顯示，從國家形象好感度來看，“秘魯華人熱情”因子與“秘魯華人能力”因子都有著顯著且積極的主效應，這意味著受訪者在二者上的得分越高，其擁有的中國國家形象好感越強；“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則起到了顯著但負面的主效應，這代表受訪者在該因子上的高得分會降低其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好感。
從國家呈現期盼度來看，“秘魯華人熱情”因子與“秘魯華人能力”因子都有著顯著的正向主效應，只有“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因子的主效應不顯著。這意味著受訪者在兩項積極形象因子上得分越高，對中國國家呈現的期盼越強，在負面形象因子上的得分情況卻并不會對期盼度造成顯著影響。
此外，我們注意到個體的年齡與性別也是重要影響因素。前者對于國家形象好感度有著顯著的正向預測作用，即年齡越大的受訪者所持有的中國國家好感越強；后者性別因素，對中國國家呈現期盼的作用顯著，這意味著比起女性受訪者而言，男性受訪者更為期盼中國在當地的呈現。
五、結果討論
（一）秘魯華人形象維度和內容
總體來看，秘魯社會中的華人形象，既有多元性也有集中性。秘魯社會“共享”的華人形象，大體由三個維度組成，即：“秘魯華人熱情”維度、“秘魯華人能力”維度以及“秘魯華人消極表現”維度。
“秘魯華人熱情”維度所包含的內容體現了秘魯華人群體友好熱情的特質。其中“營商親民的”“熱愛烹飪的”和“富有新意的”三項特質較少在此前有關華人形象的研究中出現，而這恰恰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秘魯特色”：華人商業在秘魯發展歷史悠久，華商一貫熱情親切的待客之道以及品種繁多且價格實惠的商品，都是“營商親民”這一形象的重要來源；19世紀末以來，中餐文化在秘魯開始發展并繁榮至今。“富有新意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近年來中秘貿易的迅速發展。截至2022年，中國已連續8年保持秘魯最大貿易伙伴地位，華商在其中功不可沒，他們將大量新產品、新資本、新模式從中國源源不斷地帶到秘魯，一定程度上為秘魯社會留下了“富有新意的”的形象。
“秘魯華人能力”維度，體現了華人群體積極能干的能力特質。整體而言，該維度下的大多內容在其他地域的華人形象研究中也被廣為提及，與亞洲人“模范少數族裔”（model minority）的刻板印象相一致（如“勤勞刻苦”和“聰明能干”）。但“依循傳統的”這一形象特質，在此前的相關研究中并不常見，但在秘魯明顯具有地域特點，具體的原因是：華人在秘魯長達百年的移民過程中，創造了新僑、老僑與土生華人共存的社會空間，這讓秘魯人直觀地感受到不同年齡、身份與職業的華人在行事上所保持的相似“中國性”——華人不僅限于在日常行事與營商上傾向遵循中國傳統文化，在融入當地社會過程中，依然保持著對傳統社會生活方式的追求。
與前兩個維度不同，“秘魯華人消極表現”維度體現的并非是秘魯華人所擁有的特質，更多的是秘魯華人在生活與營商中的負面行為或習慣。筆者認為，這些形象之所以在秘魯出現，很大程度上與中秘文化的差異有關。譬如在就餐時，華人往往會縱情暢談，并不拘束，這種喧鬧熱烈與不拘小節卻不符合秘魯人的餐桌文化，因此會留下華人粗魯與“素質不高的”形象；至于營商層面，在企業家精神以及餐飲、零售產業“勤行”特性的影響下，秘魯華人華商往往將努力經營、積累資本置于休息與享受之前，這一經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為秘魯同行和當地雇員帶來了壓力，也推動了其“過度經營的”形象的形成；而族裔內部的差異與華人小微營生的分散，使得秘魯華人華商看起來并非是“一體的”、“有序的”，譬如在秘魯首都利馬的唐人街中，華人流動攤販作為一種“街頭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亂無序”的直觀感受。
綜合來看，體現特質的“秘魯華人熱情”維度和“秘魯華人能力”維度與費斯科等提出的刻板印象內容模型（SCM）基本相符。該模型認為，刻板印象的內容是在能力（competence）和熱情（warmth）兩個維度上的評價組合。當人們遇到其他的個人或者群體時，本能地想知道他人的行為意圖和能力狀況，也就是熱情和能力這兩個不同的方面。在以往針對其他群體的研究中，只有少部分群體被評價為“既熱情又能干”（high-competence&high-warmth，HC-HW），譬如美國的一些研究結果表明，只有一些社會原型群體（societal prototype group）（如白人和中產階級）被認為是熱情和能力兼備。但在本研究中發現，“秘魯華人熱情”與“秘魯華人能力”維度都由明顯積極的內容構成，這意味著秘魯華人正是這種“既熱情又能干”的群體，在當地具有相對較高的社會評價。
（二）華人形象對華人評價的影響
華人形象的三個維度都顯著影響著秘魯人對華人群體的評價。其中，秘魯華人熱情和能力形象越理想，越能增加秘魯人對華人群體的好感、認可與接受度，而當秘魯華人消極表現形象強烈時，則會降低三者評價，這一發現并未偏離經驗判斷，在此重點討論的是在好感、認可與接受程度上，華人形象三個維度所發揮的不同主次作用。
在“好感度”方面，秘魯華人高熱情的形象更能夠喚起當地民眾對于華人群體的好感，筆者認為，這是因為該維度所包含的“和藹可親”、“真誠正直”等特質不僅易于察覺，更是建立友好互信群際關系的重要基礎，擁有這些形象，更易獲得當地民眾的喜愛與尊重。
在“認可度”方面，秘魯華人“高能力”的形象發揮著相對重要的作用，這是因為比起對華人的好感而言，對該群體貢獻的認可與否更是一個理性的評價過程，需要參考華人群體在該國的實踐情況。“秘魯華人能力”維度所包含的內容，在本質上恰是對該群體在經濟、工作和生活實踐上的經驗總結，因而成為了當地民眾對華人進行“認可度”評價的重要依據。
在“接受度”方面，筆者發現此前作用并不突出的負面表現維度，起到了關鍵作用。換言之，比起對華人“高熱情”與“高能力”的感知，該群體的負面印象更易造成當地人在“實踐”層面上對華人的疏離與排斥。這或許正如阿根廷中國學家馬克西莫·巴達羅在談論拉美華人形象時所說：“人們對于華人的表態與實際行為往往是分離的，很多人對于華人表態積極，然而一旦涉及實際行為則或許是另外一種表現。”
除此之外，個體年齡的影響也具有顯著性。秘魯年輕人對華人的好感度、認可度與接受度均劣于年長者，筆者認為，這或許與年輕人的閱歷和認知局限有關，隨著年齡與智識的增加，相關情況會有所好轉。加強華人群體同秘魯“Z世代”的關系建設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
（三）華人形象對國家形象感知的影響
盡管對于國家形象的感知是一個基于歷史、現實、經濟等多層面認知整合的復雜過程，但華人形象對其依然有著較好的解釋作用。
從中國國家形象在秘魯的好感度來看，秘魯華人的三個形象維度均發揮了顯著影響，其中，華人熱情與華人能力形象，對于國家形象好感的形成有著顯著促進作用，而消極表現形象的影響則與之相反。這一發現的重要意義在于，實證了華人形象與國家形象之間的確存在某種確定聯系，即個體所持有的華人形象積極與否，同樣會作用在對其祖籍國的好感之上。對于距離中國遙遠的秘魯而言，華人是當地民眾了解中國的重要窗口，也是中國形象在秘魯的重要“代言人”，這種“主體間性”對海外中國形象的構建有著重要作用，但也具有“雙面性”，正如研究顯示，華人的消極表現形象所起到的負面作用亦不能忽視。如何彌合文化隔閡，消解有關秘魯社會對于華人的消極印象，亦是提升當地中國國家好感的重要問題。
對于中國國家在秘魯呈現的期盼度，積極的華人熱情與能力形象會對其產生推動作用，但華人消極表現形象對其影響卻并不顯著。這或許并不難解釋，對于投資項目、合作援助與產品銷售等中國國家在秘魯的具體呈現，其意圖善惡以及效用如何，自然是當地社會所關注的主要問題，而作為同中國國家關系緊密的華人，其“既熱情又能干”的形象便會較易發生“遷移”，使其祖籍國中國在秘魯個體看來同樣具有相似特質進而值得期待。至于消極表現形象影響的缺失，正如前文所述，這或是因為該維度更多反映的是華人的具體行為習慣而并非內在特質，秘魯民眾并不容易將之同中國國家的具體呈現聯系起來。可以說，在中秘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與“中拉命運共同體”的今天，塑造秘魯華人“高能力”與“高熱情”的形象，能夠很好地增加當地個體的期盼程度，為中秘關系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保障。
此外，不同年齡與性別的群體在中國國家感知上的表現差異性，應引起注意：在年齡方面，秘魯年長者比年輕人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好感更為強烈；在性別方面，男性個體比起女性更期待中國在當地的呈現。這意味著我們應進一步關注秘魯年輕人對于中國國家形象的認知，并在推動和深化中秘關系的過程中，關注當地女性的參與和訴求。
六、結語與展望
本研究以秘魯為例，通過問卷調查，揭示了當地社會對于秘魯華人所持有的微觀形象內容及其對應的三個主要維度，并通過進一步的定量研究，實證了海外華人形象對于華人評價和中國國家形象的影響。在百年變局下，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華僑華人所處的社會環境也正發生著深刻變化，海外華人形象不僅關乎到其在移居國的生存發展，也關系到中國國家海外形象的建設。大興調查研究，關注不同國別華人形象的微觀構成，探索其影響作用機制，能為更好地通過調試華人形象來改善華人評價以及中國國家感知，提供更為具體且有針對性的參考。
受制于多種客觀因素，本研究尚有未盡之處：一是在取樣方面，并未考慮受訪者群體在教育水平、年齡、職業組成等其他個體因素的理想構成比例。二是在樣本量方面，如果能進一步擴大規模，或許可以獲得更為穩定的形象結構，并對于個體之間所持有華人形象的差異展開分析。在未來的研究中，可以以不同區域國別華人的具體形象為出發，向其“上下游”開展研究：所謂“上游”即是考察相關形象的來源與成因，明確不同“信源”對華人形象生成的具體影響；“下游”則是指研究不同方法對于具體華人形象生成的調試與干預。如此上下游的延展，或許能夠形成對于不同國家華人形象的解構、利用、溯源與治理的完整研究鏈條，為在新時期更好發揮海外華人的作用提供新思路。
摘自：王子剛、盧倩儀、梁芳郡：《海外華人形象內容構成及其影響——基于秘魯的實證研究》，《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