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新移民群體不斷發展壯大，成為當前海外華僑華人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新移民人數的增長，新僑鄉應運而生。在發展程度上，新僑鄉既有經濟發達的大都市，如北京、杭州，也有欠發達的內陸中小縣市，如湖南邵陽、廣西上林。目前學界關于中國僑鄉的研究，從地域上普遍關注以福建、廣東等為主的傳統沿海僑鄉和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都市新僑鄉，對于近年興起的內陸新僑鄉關注并不多。與傳統沿海僑鄉和都市新僑鄉相比，內陸新僑鄉具有自身的特點，它們往往缺少傳統僑鄉的歷史移民積淀，在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上也不及都市新僑鄉優越，但其擁有的大量第一代新移民卻與家鄉保持著緊密的情感、社會和經濟聯系，這和傳統僑鄉與海外華裔互動的日趨式微形成鮮明對比。那么，在人員、商品、資金、知識、觀念等跨國流動日益頻繁的今天，內陸新僑鄉呈現出怎樣的移民特征？新移民如何參與到僑鄉治理進程中？地方政府與移民呈現出何種跨國互動特點？內陸新僑鄉的治理經驗對我國當今鄉村振興和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道路有著怎樣的啟示和意義？圍繞這些問題，本文以湖南邵東為個案，以跨國治理為理論框架，從社會文化視野闡述邵東僑鄉治理在跨國空間的建構機理，揭示內陸新僑鄉作為當今中國僑鄉的一種亞類型在跨國治理以及地方社會治理中的獨特性和典型性。
目前，我國僑鄉研究主要從兩條主線展開。一是以華僑華人自身為立足點，從地方社會發展、社會資本、移民網絡等視角研究海外移民對于僑鄉發展的影響；二是關注僑務理論、政策內容及其歷史演變，通過國內外政策對比，分析中國僑務和僑鄉工作的特點并提出建議。上述研究可謂十分豐富，但從跨國治理視角探究近年僑鄉社會發展的成果并不多見。近些年，國外一些學者開始將跨國治理理論運用到移民研究領域，如劉宏將跨國治理作為一種中國僑務政策和實踐的模式，指出全球化進程中外來因素對僑務政策和體制的影響。福賽爾（Fauser）、麥基（Mackey）以西班牙和墨西哥為例，從跨國治理層面考察移民的政治參與和經濟發展。
“治理”強調藉由不同政府和社會主體的互動而形成一套解決問題的機制，是運用公權力、市場和自治性組織的共同力量參與協商以提升整個社會績效的一套方案。“跨國治理”強調兩個或以上國家的行為體基于共同目標和利益而制定和采取的治理規則和行動。當前跨國治理多運用于國家層面，如國際關系或區域問題，很少用于國家之下地方社會的解析,而地方是全球化進程中跨國實踐和治理維度的一個重要單元。因此，本文的“跨國治理”旨在將僑鄉置于跨國空間之下，重點探析以海外移民為媒介的資本、人員、觀念等元素的跨國流動對于僑鄉地方治理的參與和影響。這一過程打破了民族國家范式中以政治權力、國家機構為主要治理框架的束縛和限制，突出僑鄉通過與移民之間跨國互動而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的治理模式和機制，對于理解全球化進程中海外移民參與僑鄉治理的定位和角色具有重要意義。此外，針對跨國治理，一些學者提出跨國網絡的重要性。一套制度化治理機制的有效實現與跨國網絡的建構是緊密關聯、相互促進的。就僑鄉治理而言，僑鄉與海外移民的互動不僅依賴于移民天然形成的血緣、地緣、族源關系，還與地方政府與不同移民主體之間在政治、經濟、社會互動過程中所形塑的多重跨國網絡有著密切聯系。因此，在跨國治理框架下，本文以跨國網絡治理為切入點，以新僑鄉邵東作為考察空間，從社會文化層面審視邵東與海外移民之間的跨國實踐，從中揭示僑鄉跨國網絡治理所呈現的內在邏輯和建構機理。
本文研究資料主要來源于一手文獻、官方網站信息的搜集整理和田野調查兩部分。文獻資料主要涉及公開出版的地方文獻，如《邵東縣志》等，以及官方網站公開的信息和相關部門的資料等。此外，2021—2023年，我們先后在湖南長沙、邵陽、邵東等地進行田野考察，包括參與和觀察當地新移民僑領和僑企的商業和社會文化活動；對相關人員進行一對一訪談（線上或線下），訪談對象包括在老撾、墨西哥和非洲等國家和地區的邵東籍僑領，以及相關僑務工作人員。此外，為了深入了解移民個體情況、對家鄉事務的參與等，基于老撾是邵東移民聚居的主要國家，我們通過老撾湖南商會和邵東僑聯等渠道向邵東移民發放并回收84份有效調查問卷，老撾僑胞占受調查對象的98.8%。其中，男女性別百分比為71:29；年齡上，35歲—45歲占43.4%，18歲—35歲占31.3%，45歲以上占25.3%。反映了邵東新移民以青壯年男性為主要構成的人口特征。
二、邵東新移民的形成與特點
邵東屬湖南省轄縣級市，由邵陽市代管，是湖南省第一大僑鄉，其海外移民的形成與當地歷史地理、經濟和社會文化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邵東位于湖南內陸，其地少人多的特點使邵東人一直有經商重商的歷史傳統。至20世紀80年代邵東已發展成為包括藥材、木材、小五金等在內的全國重要商品集散地，素有“商貿之城”“民營之都”的美稱，目前是湖南省重要出口基地。基于歷史原因，邵東人外出謀生多在云南邊境經商，這讓其發現了老撾商品匱乏的商機。1989年中老關系恢復正常后，他們開始成群結隊地通過中老邊境的邊民小道偷渡至老撾境內擺攤販貨，從而有了后來“十萬湘商闖老撾”的景象。隨著邵東商品遠銷海外，海外邵東商人也從早期的東南亞擴散到歐美、非洲等地區。
關于邵東新移民的規模和人數，至今缺乏精確的統計數據。據各方估算，湖南現有華僑華人近60萬人，其中40萬是改革開放后的新移民。其中除一小部分以留學、投資等移民方式定居美加、西歐等發達國家和地區外，大部分新移民主要分布在東南亞地區，以經商為主，其中以邵東人居多且實力最強，在泰國、老撾、柬埔寨、越南等國的湖南商會均擔任主要負責人。老撾湖南商會是境外成立的第一家湖南商會，會員企業約2500家，其領導人至今已經過七次換屆，其中五任會長均為邵東人。
改革開放以來，邵東人將小工業品等“邵東制造”推出國門，海外邵東人也由此形成自身鮮明的社群特點。
第一，邵東新移民以草根階層為主。據統計，1982年，在邵東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人數占比78%以上。改革開放后正是邵東人海外淘金的高峰期，在這一時期外出的人多以中學文化程度居多。我們的調研問卷結果也驗證了這一點，受教育程度在高中及以下的被調查者占到總人數的79.8%。文化程度不高的特點使邵東移民在經濟條件改善以后，往往更有推動家鄉社會文化發展、使子女接受良好教育的渴望和動力。
第二，邵東僑商經濟實力以百萬資產居多，以中小規模公司為主。他們以經營邵東本地市場的箱包、小五金等低技術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主要提供產品的跨國銷售服務，依靠薄利多銷占領消費品市場，這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海外邵東人企業的發展空間。我們的調研顯示，邵東新移民公司規模在50人以下的占95.2%，且資產以百萬元以上、千萬元以下居多。邵東新移民經濟實力并不十分突出，但對于在海外白手起家的第一代移民而言，海外邵東人商業實力的迅速成長為其參與家鄉治理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
第三，邵東移民親緣地緣網絡突出，依托家族、鄰里、同鄉等關系移民海外，形成典型的連鎖性移民。邵東人重視親緣、地緣的觀念還體現在其經營方式上。他們多以成群抱團方式立足海外，形成團結互助的精神。經濟實力強的人經常賒貨給一些小戶或暫時資金周轉困難的經營戶，讓其渡過難關。正是基于這樣的親緣、地緣網絡，邵東人家鄉認同深厚，反哺意愿強，為邵東移民與家鄉的持續互動提供了必要的情感和社會基礎。
總之，邵東新移民不斷壯大的經濟實力為其參與家鄉治理提供了物質保障，而以草根階層為主、重視親緣、地緣的社會文化背景又使這一群體具有深度參與家鄉事務的主動性和責任感。在主客觀條件雙重作用下，新移民成為邵東僑鄉跨國網絡治理建構的重要基礎和獨特資源。
三、跨國網絡治理建構的動力特征
在社會文化領域，邵東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形成與自上而下的僑務治理體系、制度化移民動員、以及移民群體內在動因三方面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系。
（一）自上而下的僑務治理體系
隨著2012年湖南省明確提出推進文化改革發展、加快建設文化強省的目標后，社會文化建設被湖南各級地方僑務部門列入重點工作議程。2012年湖南召開全省外事僑務工作會議，指出要著力提升新時期僑務工作，探索新的工作方式。邵陽市政府積極響應省委要求，出臺《邵陽市委關于加快建設文化強市的實施意見》等相關文件，著手推動各縣市區加強公共文化基礎設施建設。這一系列省市政府的講話和舉措強化了基層僑務部門工作從“被動迎來送往”向“主動加壓”和“深度參與地方發展”轉變，為邵東積極發揮自身僑務優勢、推動社會文化振興提供了自上而下的動力和壓力。
邵東社會文化建設比較薄弱，存在賭博風氣泛濫、文化活動匱乏等問題，邵東于2021年向社會發出倡議書，動員“鄉賢”回家鄉積極參與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引領鄉風文明。這里的“鄉賢”主要指有自身技術、資金、人脈等獨特優勢，愿意承擔社會責任和回到家鄉的人群。邵東作為僑鄉，經濟實力雄厚、熱心家鄉建設的海外移民無疑構成“鄉賢”的重要組成部分，成為邵東政府積極爭取的主要對象。在調研中，一些僑商的說法也證明了這一點：“以前聯系政府領導比較困難，后來我們熟悉當地，經濟實力壯大了，政府有關部門開始主動聯系，重視我們這一群體。”
（二）制度化移民動員
制度化動員海外移民參與家鄉發展是各地僑鄉普遍采取的治理路徑之一。不同類型僑鄉其具體實踐方式也有所差異。傳統僑鄉的移民目前以海外出生、與家鄉日漸疏離的華裔后代為主，因此多以組織尋根活動等方式讓華裔子弟加強家鄉認同。相比之下，以第一代移民為主的新僑鄉邵東則以加強移民管理、拓寬聯絡渠道作為推動移民參與家鄉事務的主要途徑，如僑情普查、僑領動員、拓寬參政議政渠道等。
2017年，邵陽市召開“四僑”聯席會議，提出進一步完善僑情普查工作機制。邵東作為邵陽僑務資源大縣，依托僑務部門以及境外商協會積極開展僑情調研。
充分借助僑領在海外移民社群的號召力，將移民精英納入制度化參政議政軌道，是邵東政府動員移民參與僑鄉治理的關鍵一環。2011年，老撾中國湖南商會僑領返鄉，提出希望政府相關部門為海外新移民提供更多參政議政渠道。邵東僑務部門迅速回應，提出由僑領牽線搭橋，同這一地區華商加強聯系。每年春節僑領回鄉，邵東僑聯均陪同考察或座談，并將僑界重點人士推薦為省、市、縣級政協或人大代表，同時吸收部分人士成為邵東僑聯、海聯會會員甚至進入理事機構，以此形成移民精英在家鄉參政議政的常態化制度。如邵東僑聯每年推薦5名以上僑界群眾參加市縣各界代表人士座談會。2016—2018年三年間，邵東向省、市人大、政協、工商聯、僑聯組織推薦近20名僑界人士，2022年推薦省人大代表1名、市級政協委員5名，省僑代會代表6名。我們的問卷調查顯示，17.9%的被調查者表示，曾通過各種渠道為家鄉建設建言獻策。此外，邵東僑聯以“僑胞之家”為品牌，每年1~2次以座談會形式組織新移民對國內重大政策、活動及相關僑法進行學習，每年還與邵東統戰部舉辦活動近10次，邀請華僑代表參與，一般是3~5人，多的時候是7~8人。
（三）移民群體的內在動因
跨國網絡治理的構建與邵東移民群體在海外的多年文化積淀以及移民個體自身發展需求密不可分。
作為第一代移民，海外邵東人桑梓情深，在事業有成后愿意反哺家鄉。當新移民返鄉創業時，不僅給當地民眾帶來就業機會，而且轉變了當地的社會文化風氣。一位返鄉僑商受訪時談到：“我在邵東老家的鎮里面辦了一個工廠，有300多人，當時我爸爸就說如果你要建廠，就只能建到我們村里面，解決村里面的就業。后來村書記給我說自從辦了這個廠，我們村里打牌的人少了，吵架的人也少了，大家都在比誰這個月拿的工資多，社會矛盾、社會問題都少了。”
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如果說制度化動員是新移民參與僑鄉建設的外部推力，那么，滿足個體內在需求是新移民參與家鄉治理的內在動力。移民往往通過參與家鄉事務獲得官方認可或榮譽，來補償其在異國社會地位的邊緣化和心理失落。訪談中多位移民表示，政府工作人員在多個場合向他們強調的“講政治”成為影響其參與家鄉事務的一個關鍵因素。老撾僑領宋先生的事例即說明了這一點。宋先生于2015年經過多方協調，成立航空代理服務公司，開通運營湖南長沙至老撾萬象的定期直飛航班，但在通航后短期內虧損一千多萬元。他決定將航班停飛，但航線停飛直接影響湖南與老撾之間的經貿往來和人員往返。為此湖南省領導高度重視，特意將此事一事一議，補貼十萬元鼓勵其繼續運營該航線。宋先生稱，“錢雖然不多，但這是省里認可我的價值和作用，這就是講政治。”
可見，這種通過“講政治”來獲取家鄉官方的肯定與認可，成為移民實現社會地位補償、獲取社會資本的重要路徑之一，也是移民參與僑鄉治理的一大動力源泉。可見，在地方各級政府和移民群體的互動下，通過僑務部門自上而下的政策與舉措、制度化的動員路徑以及移民群體的內在發展訴求，移民成為邵東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一支重要建構力量。
四、跨國網絡治理的建構類型
在社會文化領域，邵東形成了以人員互動、慈善捐贈和文化教育為治理主線的三大跨國網絡。
（一）人員互動網絡
人員跨國流動的便捷與順暢是海外移民與僑鄉互動的前提。不同于廣東、福建傳統沿海僑鄉早已形成的以廣州、廈門為中心的國際發達交流樞紐，湖南地處內陸，對外交流相對滯后。為了便利邵東人“走出去”，推動湖南—老撾直飛航線的開通以及老撾駐長沙總領事館的設立，是邵東移民與地方政府共同開展跨國網絡治理的重要實踐之一。
改革開放后，邵東去往老撾的新移民日趨增多，但2015年之前，湖南并沒有直飛老撾的航班，從湖南去往老撾需要在昆明或廣州轉機，航程耗時10多個小時甚至要花費一兩天時間。隨著“一帶一路”和“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推進，湖南與老撾經貿文化交流不斷密切，其中邵東移民對中老關系的貢獻不言而喻。在湖南政府和邵東僑領的共同推動下，老撾意識到湖南—老撾直飛航線對促進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性。2015年8月，湖南開通長沙至老撾萬象直飛航班，每周一和周五各一班，航班時長2小時45分鐘。如前所述，邵東籍僑領宋先生在這一航線開通和航班策劃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宋先生在湖南省各級政府的支持下，積極與各大航空公司聯系，后與老撾航空公司多次協調，最終促成了這一航線的開通。在中老簽約儀式上，宋先生以湖南省政府國際交流特別代表身份出席。在訪談中，他特別說到，“這個航班時刻表是我確定的，中國民航總局沒有改動，這樣安排是考慮到很多華僑的家人和小孩都在老家，這樣周五就能飛回家看家人和小孩，周一又能飛回去工作。”宋先生在這一事件中的角色彰顯出其借助自身在中老兩國積累的社會資源，與相關政府部門合作參與到僑鄉社會治理中。直飛航線的開通不僅為人員流動提供了便利，也推動了邵東與海外地區社會文化的交流，僅2018年湖南就通過“萬名游客暢游老撾”計劃向老撾輸送了萬余名游客。
僑領在推動老撾在湘設立常設機構的過程中同樣發揮著關鍵性作用。首先，湖南省僑務部門與老撾僑領多方溝通，后在多名僑領與老撾政界人士的溝通下，老撾最終于2017年底在湖南設立老撾駐長沙總領事館。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外國政府在湖南設立的第一家領事機構。至2021年，領事館已為2萬多人辦理商務和旅游簽證。老撾駐長沙總領事館的設立，不僅說明人員對外交往與流動是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關鍵一環，更體現出邵東僑領在僑鄉治理中的特殊地位和核心作用。
（二）慈善捐贈網絡
海外移民對家鄉的慈善捐贈是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傳統僑鄉移民捐贈的動力機制相似，邵東移民對家鄉的捐贈不僅基于鄉情，更體現出地方政府和移民社群共同參與推動的組織化和策略化特點。僑鄉政府通過與邵東僑領共同發起慈善公益活動、成立公益基金會、打造愛心工程等，在慈善捐贈領域實現了跨國網絡治理的制度化運作和可持續性發展。
在這一治理網絡中，省級僑務部門發揮了關鍵作用，負責慈善活動的發起、組織和相關慈善基金會的管理和運營，體現出制度性和精英化的特點。2011年，湖南省僑聯發起“僑愛工程——萬僑助萬村”活動，簽訂捐贈協議和意向168個，資金達4250多萬元。2014年，湖南省僑聯和湖南僑界共同發起成立湖南華僑公益基金會，以扶貧濟困、鄉村振興為宗旨，基金會由湖南省僑聯主管，原始基金數額為700萬人民幣，其中，政府資助200萬、僑商捐贈500萬。此后，湖南華僑公益基金會捐贈收入幾乎每年都達數百萬元。邵東移民精英是這一網絡的重要建構者，如湖南華僑公益基金會9名理事成員中，2名為邵東籍僑領。這些移民精英與僑聯共同負責基金會運作以及資金的募集、管理和使用。此外，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邵東僑領也成為響應湖南僑聯向湖南疫區捐贈的首批行動者。
邵東作為重點僑鄉，對移民慈善捐贈起到了鼓勵引導作用。據統計，至2022年，邵東僑務部門累計引進僑界各類愛心資金2000萬余元。邵東還以村為單位向海外移民廣泛發起募捐，重點用于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等公益項目。我們的調查問卷顯示，有32.1%的受訪者資助過邵東鄉村的基礎設施建設，56%的受訪者參與過邵東鄉村的其他公益項目，如兒童助學、敬老助老活動等。
（三）文化認同網絡
海外移民對家鄉文化認同的建構是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前提和體現。以廣東、福建為主的傳統僑鄉移民人數龐大，通常來自各村鎮，其地緣文化認同多以基層單位為依歸，這一點從數量甚多、成立較早的海外華人村鎮縣級社團組織即可體現出來，而以廣東、福建省級地域為核心的文化認同較遲才出現。相比之下，湖南海外移民出現甚晚，僑務資源相對有限，各級地方政府部門對海外移民尤為重視，因此湖南省、邵陽市和邵東縣各級政府一開始就形塑了移民由內而外的“漣漪型”文化認同結構，建構了從縣到省的同心圓式僑鄉認同網絡，邵東移民也藉此參與到家鄉不同層面的社會文化治理中。
最外層的認同網絡以湖南文化為重心。湖南省僑聯自2008年以來啟動“親情中華·魅力湖南”等對外文化交流活動，截至2019年，赴美國、南非、老撾等湖南移民較多的20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行慰問演出61場次，觀眾達20余萬人次，“親情中華·魅力湖南”這一關鍵詞在Google搜索達到20多萬條，百度搜索超過50多萬條。此外，海外邵東人社團組織也均以湖南命名，這其中既有湖南省政府的推動，也是邵東移民對湖南作為家鄉文化認同的體現。以邵陽文化為中心的認同網絡處于中間層。邵陽僑聯結合地方特色，將崀山風景名勝區、蔡鍔故居等打造為湖南省第一批“湖南省華僑文化交流基地”，以此凝聚移民對家鄉的文化歸屬感。邵東作為僑鄉基層單位，一方面借助省市華僑文化交流基地、微信、抖音等，積極推廣本地蔭家堂文化，將之與邵商文化、華僑文化相結合，另一方面通過舉行“湖南邵東·老撾萬象文化藝術交流”等慰問演出活動，加強與邵東移民的直接互動，從而塑造了這一文化認同網絡的核心層。
如果說從省、市、縣三層強化邵東移民的地緣文化認同體現出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內在邏輯，那么，藉由移民資源構建的各種對外文化交流平臺是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具體實踐。邵東僑領在這一網絡建構中發揮著關鍵作用。中老職業教育培訓合作基地的創辦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基地首先在老撾僑領宋先生等人的提議和推動下開展，得到湖南省教育廳大力支持，此培訓基地與長沙民政學院合作，成為雙向職業技術教育培訓基地。不僅如此，宋先生等人還推動老撾黨政干部培訓地選址湖南，開辦老撾地方政府中高級干部湖南研修班，推動湖南省政府設立芙蓉獎學金，鼓勵老撾學生來湖南留學。宋先生本人不僅自費將其老撾朋友的子女介紹來湖南高校留學，還推薦一百多個老撾干部子女來湖南各地大學學習。這一藉由僑領牽線推動而形成的湖南老撾兩地跨國文化交流網絡，作為一種長效機制推動地方社會文化的發展，彰顯出移民在跨國網絡治理中的主體能動性。
總之，在地方僑務部門與邵東移民的雙向互動中，形塑了以人員、慈善、文化為主線的跨國網絡，其以邵東為原點，外延至省、市地區，顯現出僑鄉跨國網絡治理建構的層次與路徑。
五、跨國網絡治理的結構特點
根據地域單位，僑鄉可劃分為以祖村為代表的“內部發源地”和以縣市等一般地域單位為代表的“外部發源地”。這一地域流動性特征使邵東僑鄉跨國網絡治理體系依次形成了省、市、縣、鄉、村等不同治理單元，并在與移民的跨國互動中形成了以邵東縣為中心的“省—市—縣”和“縣—鄉—村”三級網絡治理結構。這里的“三級網絡”主要指在僑鄉治理中三級行政單位相互配合，各執其能，自上而下地形成一套治理運作體系。
“省—市—縣”網絡結構主要由湖南省、邵陽市和邵東縣三級政府部門共同建構而成。邵東作為縣級市，在僑務工作中主要與湖南省和邵陽市進行對接。在這一治理系統中，湖南省是政策和機制的引領者，邵陽市是推動者，邵東縣更多扮演執行者的角色。僑聯青年委員會（簡稱“僑青會”）的成立是這一網絡結構的典型體現。湖南省政府通過在各級地方部門發起成立僑青會，以此為機制吸納僑界青年精英參與到僑鄉建設中。2019年湖南省僑青會成立。省僑聯作為僑青委的主管單位，強調要“積極推動當地僑青會的組織建設和發展，爭取在2020年每個市州僑聯都要有僑青會組織”。省僑青委設有海外委員，以加強和海外僑青的互動。成員由各市州推薦代表組成，最初有海外委員128名，至2021年增至146名。邵陽市僑聯于2021年成立僑聯青年委員會，以配合省僑青委工作，完善僑聯組織體系。由于邵陽的僑務資源主要集中于邵東，二者在僑務資源方面存在著很大的重合性，如邵陽僑委會中，邵東人員占到了三分之二。因此，作為基層的邵東僑聯尚無成立僑青委的必要，其職能主要是向邵陽僑青委積極推選當地僑聯青年委員，同時與邵陽青委會共同開展活動，負責與海外僑民聯絡對接。因此，邵東是這一網絡中最有力的執行者。
“縣—鄉—村”三級網絡作為基層僑務治理結構的體現，充分發揮鄉、村兩級作用，推動僑務工作由縣級“單打獨斗”向縣—鄉—村“齊抓共管”轉變。縣級僑務部門在這一網絡中擔任主導者，承辦上級活動的同時，結合地方實際開展基層工作，引領鄉鎮、村共同發揮作用。邵東在鄉鎮設有統戰委員和干事，負責統戰工作和僑聯事務，鄉鎮主要發揮推動者作用，傳達和執行上級僑務工作部門的指示，推動村干事進行具體實踐。由于鄉鎮在這一網絡中起上傳下達的作用，因此在網絡治理中鄉鎮的實際作用比較微弱。村是海外移民的直接發源地，新移民多通過同村網絡移民海外，如邵東卿家村，一百多人皆通過同村網絡在老撾經商興業。因此，村是海外移民社群中最核心的認同單元之一，也是與海外移民聯系最為密切的僑鄉基層單位。邵東充分發揮村級優勢，以村為治理單位開展工作，較多活動以村委會名義發起，依靠村干部執行完成，如組織邵東移民下村調研考察；以村為主體激發海外鄉賢的家鄉情懷，打造“鄉賢智庫”等，故而村委會、村僑務干事成為這一基層網絡的具體行動者。
在傳統僑鄉，由于移民眾多，僑民參與僑鄉治理多集中在以村縣為主的基層社會，而湖南僑務資源有限，又以新僑鄉邵東為重鎮，因此邵東成為地方各級僑務系統的重點關注對象。縱向上，邵東跨國網絡治理將從省到村的僑務機構有機地整合在一起。邵東作為縣級僑鄉單位，處于兩大網絡的中心，既是“省—市—縣”這一網絡結構的重要執行單位，負責與海外移民聯絡與互動，又是“縣—鄉—村”這一僑務工作體系的核心引領者和主導者，發揮著承上啟下的核心作用。橫向上，邵東移民的僑領、社團、企業等多元主體積極參與到從省到村不同層次的地方社會治理中，體現了與傳統僑鄉治理的差異。
六、結語
邵東新移民以草根為主的階層構成，以跨國貿易為主的營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與家鄉保持著頻密的互動。相比于傳統僑鄉與海外移民后裔聯系的式微，新僑鄉與海外移民聯系的密切成為其發展的特有資源和優勢。在地緣文化認同上，邵東新移民展現出僑鄉認同從村到縣至省的外擴性效應，這一點與傳統僑鄉移民以村、鎮、縣為主要認同單位有所不同。這一認同特點使得邵東移民參與到不同層次的僑鄉跨國網絡治理中，在社會文化空間形成以人員流動、慈善捐贈和文化認同為主線的三大跨國網絡，呈現出制度化、組織化的建構特點。
這一跨國網絡治理呈現出縱、橫兩種結構特征。橫向方面，僑務部門與海外移民共同成為跨國網絡治理的參與主體，二者通過交流合作，分享公共權力，對各類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增進公共利益，以達到推動僑鄉治理的目的。僑鄉政府部門與海外移民精英、社團所建立的合作伙伴關系，形成跨國網絡治理的多元模式與機制。縱向方面，通過省、市、縣、鄉（鎮）、村不同層級治理單元的協調、配合與互動，各自扮演不同角色，發揮不同效能，將海外移民納入到僑鄉治理中。這一縱橫交織的治理體系構成邵東跨國網絡治理的主要脈絡，是僑鄉振興以及中國式現代化發展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摘自：任娜 、龍思彤：《社會文化視野下新僑鄉跨國網絡治理的構建——以湖南邵東為個案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