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1906年的舊金山地震是20世紀美國歷史上震級最大的地震，它給舊金山這座城市造成了災難性的破壞。作為晚近以來華僑出洋謀生的重要聚居地，舊金山唐人街也在這次地震中蒙受了重大損失。目前，學術界關于舊金山地震的研究成果多從地震的發生、美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對災民的救濟、災后重建以及地震對20世紀美國政治、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等方面來考察。也有研究成果涉及到地震對華僑社會的影響，但從晚清僑政的角度探究賑濟的研究則較少，也未能關注到中國政府官員對援災所做的努力以及賑濟背后清政府的政治意愿與價值期許。本文通過對未刊檔案、中英文報刊、文集等史料的解讀，試圖分析舊金山地震后清政府對受災華僑的賑濟以及在災后重建中的作用，探討在民族主義日益興起的背景下，清政府在援助受災華僑、保護華僑利益以及塑造新的國際形象上的努力，以圖透視清政府僑務和外務演變的趨向。
一、慘痛記憶：地震、大火與華僑損失
地震發生在清晨五點一刻，大約有五分鐘，而余震連續終日。在初震以后，鬧市十余處爆發大火，連續燒了三天三夜，才漸能控制。全市水管因地震而破裂無水，舊金山鬧市全化為灰燼，無一建筑幸存。僅有幾處住宅區未受波及。
這是時任清政府駐舊金山正領事歐陽庚之妻歐陽麗蓮給友人信件中的一段話，從中可見舊金山地震的慘烈及其造成的巨大破壞。舊金山地震發生于1906年4月18日凌晨5點12分，里氏震級為7.8級，大部分城市建筑在地震中坍塌，不少民眾在地震中喪生。地震導致了燃氣管道的破裂，引發的大火燃燒了三天三夜。由于供水管道也在地震中受損，消防部門無法用水滅火，而地方軍隊初期實施的炸藥滅火法由于操作不當而助長了火勢的蔓延，市政建設皆毀于一旦。地震造成了相當龐大的難民群體，流離失所之難民約30萬人，其中，約十分之一為居住在舊金山唐人街的華僑。
地震對華僑造成的損失可以從人口傷亡和經濟損失兩個方面來考察。一是人口傷亡。在地震發生前的1903年，梁啟超在美國游歷時，估算舊金山的華僑人數大概為二萬七八千人。地震發生后，人口傷亡成為時人關注的重要話題。中國的《申報》《大公報》等對舊金山地震的受災人口都有估算。但由于地理邈遠以及道聽途說的影響，關于華僑人口傷亡的報道或夸張失真，或含糊其辭，動輒為“五千人”、“數千人”。《香港華字日報》為此專門澄清，認為內地報紙所報道的舊金山地震慘況確鑿不虛，但對人口傷亡數字持保留態度。據統計，實際死于地震的華僑人數并不多，傷亡人口僅20余名。在地震發生后，被驚醒的華僑在完成自救的同時，鳴鑼呼救同胞，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為房屋倒塌而造成的傷亡。華僑人口傷亡主要是地震后大火的影響，受害者多為華僑性奴。這些女性之所以喪生于火災，是因為她們被從事性交易的不法勢力鎖在房屋中，沒有行動自由。唐人街的木質建筑又易燃，這些女性在火災來臨時因救助無望而自殺，或窒息而亡。
二是經濟損失。地震與火災的雙重影響使唐人街昔日的繁華盡付一炬，華僑財產損失殆盡，領事館也片瓦無存。流離失所的華僑或露宿在街頭、公園，或遷徙到臨近城市奧克蘭、洛杉磯等處避難。華僑中損失最大的要屬華商。在過去的數十年中，華商在唐人街苦心經營，而這里正是火災肆虐的中心區域之一。除地震與大火造成的災難外，還有人為因素的影響。地震后，舊金山市政府派遣軍隊維持社會秩序，但部分士兵卻乘機對唐人街實施搶劫，華商豁出生命搶救出的青銅、瓷器及其他財富，都成為這些士兵的獵物。
地震發生后，美國政府立即派員從臨近城市購買食物、帳篷、藥品等，發給受災民眾，并動用軍隊的力量前往舊金山遠郊的水庫運載飲用水。對同在地震中遭受損失的華僑，美國時任總統西奧多·羅斯福要求不分畛域，一體救濟，由美國政府統一提供食物、帳篷等基本生活補給。負責舊金山華僑救濟工作的“美國救濟會臨時庇護所”，在搜尋災民、登記人口、分發救災物資等方面，將華僑視同“與美民一律，毫無歧視”。美國政府提供的衣食與帳篷雖緩解了暫時性的困難，但相對于數量龐大的受災華僑而言只是杯水車薪。何況，由于長期以來排華浪潮、種族歧視以及語言障礙等因素的影響，“美國救濟會臨時庇護所”在救濟華僑中存在不少問題，因而來自清政府的援助成為華僑依靠的主要力量。
二、民胞物與：災后救助與清政府的國家動員
舊金山地震發生后，清政府駐美官員在努力組織華僑自救的同時，也向國內發出求援信息。清政府對受災華僑提供了實質性的經濟援助——盡管數額有限，但起到了應有的引導示范作用，成為激勵地方政府捐款的有效途徑。從國外到國內、從中央到地方，清政府在賑濟舊金山受災華僑一事上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團結。
（一）駐美官員的災后應對
駐美公使是清政府派駐美國的最高官員，也是聯系清政府與美國華僑的重要紐帶。清政府于1875年設置駐美公使，首任公使陳蘭彬于1878年6月赴美，在華盛頓設立公使館之后，即在舊金山設立領事館。1906年舊金山地震發生時，駐美公使為梁誠，舊金山總領事為鐘寶僖。梁誠在知悉地震災情后，即發電文給清政府外務部，上報地震對舊金山的影響以及華僑在地震中的傷亡。在緊接著的第二日電文中，梁誠又提出，唐人街華僑數萬財產盡失，流離無依，希望清政府能夠撥款賑恤。梁誠深知清政府政治機器運作緩慢，在等待援助的同時，號召駐美官員捐款以解燃眉之急。耳聞目睹華僑的受災慘況，駐美官員紛紛解囊相助，先后共籌得7000美元，用于購買救災物資。不僅如此，梁誠還派遣駐美二等參贊周自齊前往唐人街，協助辦理華僑善后救濟事宜。
在唐人街負責善后救濟具體事宜的是鐘寶僖和歐陽庚等人。這些駐美官員每日起早貪黑，“將災僑疏散各埠，俾便就食，老病婦孺，則安置于三藩市與屋侖兩處布棚，計口授糧，分施衣被”。梁誠于5月中旬親自到唐人街查看賑濟事宜，認為“辦法極為周妥”，肯定了駐美官員在華僑救濟中的作用。與19世紀六七十年代相比，清末中國駐外官員的專業素質和業務水平都有了很大提升。他們不少是接受過西學教育并通曉外交事務的精英，如歐陽庚便是1881年清政府全面召回留美幼童時即已完成大學課程的兩名幼童之一。
（二）中央政府的經濟救助
晚清災害頻發，但由于國家缺乏有效的運作體系，難以組織全國性的救濟，通常是依靠地方政府或相鄰省份、或有公情私誼的省份的援助。這誠然與地理環境、交通條件有關，但也與清政府財政支絀的窘境有莫大關系。然而，舊金山地震后，清政府的反應卻不同尋常。1906年4月22日，梁誠發電報給清政府，請求援助。緊接著的4月23日，清政府即發布諭旨：“舊金山地震被災華民甚眾，朝廷深為軫念，著發給帑銀四萬兩，由外務部迅速匯往，并傳知梁誠妥為振濟，毋任失所。”這一反應速度在晚清政治運作中較為罕見。
在收到清政府的諭令后，外務部立刻咨行戶部，要求即日撥款，經上海匯給梁誠，用來援助受災華僑。商務部緊隨其后，匯款4000美元，并派遣官員夏偕復前往舊金山撫慰華僑。學部也匯款2000美元給梁誠，并由舊金山總領事與西美留學生會，根據留學生受災損失的大小，酌定賑款。清中央政府對受災華僑的直接經濟援助雖然數額有限，但其政治引領與道德意味不言而喻，在某種程度上促使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動。
（三）地方政府的經濟救助
在中央政府的示范引領下，地方政府對受災華僑的援助全面鋪開，其中以廣東、湖北、江蘇的表現較為突出。晚清上海人文薈萃，聚集了一批有威望的官紳。為籌集賑災款項，呂海寰、盛宣懷、楊士琦、李經方、任鳳苞等晚清政壇與商界的風云人物，聯合發布了《致各省官場電》，呼吁朝野上下同心合力，援助華僑。該電文還特別強調清政府對華僑的資金援助以及上海官場的響應，帶著明顯的政治與道德的雙重威壓，故而電文發出后，地方政府紛紛捐款，情況見下表。
從表1可以看出，晚清地方政府對援助受災華僑的態度比較積極，這對于在新政時期動輒以財政支絀的理由來應付清政府攤派任務的地方政府而言，也是少有的現象，反映出對遠在國境之外的同胞的由衷同情。據統計，地方政府的捐款總額計有17.686萬兩，加之上海紅十字會與上海紳商捐助的5萬兩，共有22.686萬兩之多，與梁誠給清政府匯報中所提到的捐款數額大致相當。而地方政府的捐助從幾萬兩到兩三千兩不等，這既與地方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相關，更與地方要員的道德情懷相關。
地方政府的捐款以廣東為最多，高達6萬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兩點。一是桑梓之情使然。晚清赴美華工多為廣東籍，駐美公使梁誠也是廣東番禺人。地震發生后，梁誠發電報給兩廣總督岑春煊，希望其綜合多方力量進行籌款。岑春煊在接到梁誠的電報后，要求廣東政府各衙署帶頭捐款。二是回饋華僑的義舉。華僑在異國他鄉站穩腳跟后，即將資金匯往國內，用于僑眷生活、僑鄉建設與社會公益。根據記載，“粵僑平日身在異鄉，心在祖國，凡我國家之捐輸，地方之公益，無不盡國民一分之義務，其踴躍輸入之金錢，不能以數計。”華僑曾經的義舉使其在遭受困境時，得到政府與民眾的大力支持。
湖北政府對援助受災華僑也比較積極，捐款總數位居第二，這與湖廣總督張之洞對廣東的情誼相關。1884—1889年，張之洞出任兩廣總督，在任期間就特別關注華僑的命運。對于舊金山地震給華僑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張之洞“尤極軫念”，加之湖北新政推行順利，工業發展迅速，故而張之洞有心且有力對受災華僑進行援助，籌措3萬兩，“酌量散給災區各華民，加以慰問”。
三、外交博弈：災后重建與清政府的據理力爭
中美兩國政府的援助為舊金山受災華僑的臨時安頓提供了物質基礎，但恢復舊有的生活仍任重道遠。對受災華僑而言，首當其沖的是唐人街的重建問題。但這受到美國反華勢力的重重阻礙。清政府與駐美官員為此據理力爭，最終使得唐人街在原址重建。為消除舊金山市政府對唐人街秩序與安全的懷疑，梁誠還將老病華僑遣送回國，以保證清政府的“顏面”。
（一）對搬遷計劃的抵制
受19世紀80年代以來排華浪潮的影響，不少美國民眾存在強烈的排華情緒。在他們看來，華僑不適合居住在舊金山市中心區域，而唐人街被毀恰好是將華僑從舊金山驅逐出去的天賜良機，它使得破落的唐人街對加利福利亞城市建設的負面影響不復存在。諸如此類的論調甚囂塵上，針對華僑的暴力打砸搶事件也不時發生。在此輿論的挾裹之下，舊金山市政府專門成立了“安置華人小組委員會”，先后開會25次，討論唐人街的搬遷計劃，打算將舊金山華僑移往波特蘭。
唐人街的搬遷計劃遭到駐美官員的堅決反對。梁誠為此專程前往舊金山，與市政府商談唐人街的重建事宜。不僅如此，梁誠還專門成立代表團，與舊金山市長尤金·施密茨（Eugene Schmitz）、管理災區治安的陸軍準將雷德克里·芬斯頓（Frederick Funston）以及救濟委員會主任亞伯拉罕·魯夫（Abraham Ruef）等人接洽，向各方明確表示拒絕唐人街的搬遷計劃。梁誠認為，如果舊金山市政府強制搬遷，這有可能上升為中美外交事件。舊金山總領事館的財產屬于中國，中方有權根據自身的利益作出決定。
梁誠將舊金山市政府關于唐人街的搬遷計劃上報給外務部后，清政府對此也堅決反對。在清政府看來，將華僑驅離長期居住的地區而搬至邊遠郊外，帶有明顯的種族主義色彩。清政府通過梁誠向美國總統羅斯福表示，華僑有權選擇居住之地。羅斯福也不愿意中美關系持續惡化——畢竟爆發于1905年的抵制美貨運動已經給中美貿易造成了不少沖擊，故而施加壓力于舊金山市政府。在清政府與駐美官員的抵制與抗議之下，“安置華人小組委員會”的態度有所變化。他們認為，唐人街雖然存在種種不足與令人不滿的地方，但華僑的責任有限，是其他種族的犯罪分子造成了唐人街的邪惡。舊金山市政府最終放棄唐人街的搬遷計劃，最重要的應歸功于在交涉過程中，梁誠所提到的華僑對舊金山的經濟貢獻：唐人街的經濟至少從租賃業、旅游業和商業三個方面充實了舊金山市政府的財政稅入，拉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鑒于清政府的抗議與唐人街的商業價值，舊金山市政府經過慎重考慮，最終同意唐人街在原址重建。
（二）唐人街的原址重建
來自舊金山市政府的阻力既已消除，唐人街重建提上日程。清政府駐美官員或建言獻策，或身體力行，參與了重建過程。重建工作由正領事歐陽庚統籌，總領事孫士頤（前任總領事鐘寶僖已離任）具體負責。孫士頤對唐人街的重建工作辦理比較得力，以至于工作即將調動時，舊金山華僑謝壽康、黃獻章等人致電清政府外務部，以“災后力保華僑善后事”為由，乞求孫士頤留辦舊金山僑務。
唐人街在重建過程中也參考了梁誠的意見。考慮到唐人街舊有的衛生與安全狀況，梁誠特地租賃曠地，搭建上百所木屋，將華僑婦孺遷入，要求駐美官員妥為照料。不僅如此，梁誠還提出，唐人街重建首先應該加快中華會館的建設，優先重建中華會館可以協助領事館處理事務。而事實也正是如此，中華會館在災后賠償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對于在地震中損失的財產，不少華僑對保險公司能否理賠持悲觀態度。但梁誠認為，“華人實業，保險所值不資，經理茍不知法，權利必將盡失”，要求中華會館“延請著名律師，為之照料”。中華會館按照梁誠的建議，與美國、英國和德國的保險公司先后商談，對投保華僑的損失盡可能地予以賠償。可見，優先重建中華會館反映出梁誠在災后重建中的深謀遠慮與顧全大局。
（三）對老病華僑的遣送
重建唐人街是為了安置受災華僑，但也有部分華僑受地震與火災陰影的影響，不愿意繼續留在舊金山，萌生了返回中國的意愿。梁誠組織將這部分華僑遣送回國。在遣送這部分華僑回國的同時，梁誠提出了將在美國的老病華僑一并遣送回國安置的建議。在給清政府的奏折中，梁誠談及資遣老病華僑回國安置的初衷：“金山華僑貧老無依者以千數計，平日傅食親朋，得以全活，經此災難，奚能自給？與其流落異邦，徒損一國之譽，何如遣回本籍，使享垂老之年。”梁誠遣送老病華僑回國是考慮到這部分華僑年老體弱已無法獨立在異鄉安身立命，但更重要的是為了避免影響清政府的國際形象，為保“一國之譽”。梁誠在任駐美公使期間一直比較重視清政府國際形象的建立。無論是在災后安置中的親力親為，還是對唐人街原址重建的據理力爭，都反映出他的這一態度。在梁誠看來，華僑依賴美國政府的救濟有損清政府的顏面，體格健康的華僑理應自力更生，故而將這些華僑推薦給美國各工會組織，請代為尋找工作，既解決生存困境，也避免滋生事端。老病華僑則將其遣送回國，“使享垂老之年”。為保證遣送工作的進行，梁誠要求孫士頤為老病華僑安排免費船票，并贈送回國旅資。駐美官員也解囊相助，共籌得4800美元，先后遣送華僑歸國9次，計1224人。
四、話語轉換：清政府國際形象的重塑及其原因
清政府對舊金山華僑的賑濟，似乎表明其國際交往能力的增強與國際地位的提升，中國國內的輿論似乎也逐漸認識到“中國的覺醒”。清政府在僑務與外務事件的處理中愈加能堅守國家利益的立場，注重對國家形象的塑造。但從本質上而言，清政府重塑其國際形象更多的是為爭取華僑的經濟資源，維系華僑的政治認同以及謀求國家地位的提升。
（一）清政府重塑國際形象的努力
一是從“逃民”“棄民”到“國家赤子”，清政府護僑愛僑形象的重塑。1906年清政府對舊金山華僑的賑濟，既是對華僑生存境遇的由衷同情，也是構建華僑國家認同的重要舉措，這甚至被認為是“史無前例的舉動”。在清朝前期和中期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清政府實行嚴禁海外移民的政策，華僑被當作“逃民”和“棄民”。咸豐年間，清政府與英美等國簽訂招工條約，才勉為其難地承認華工出國的合法性。1875年，清政府任命駐美公使，開啟了保護美國華僑的歷程。到舊金山地震發生時，七任駐美公使都將保護華僑作為重要職責。但因缺乏強大的國力支撐，駐美官員在保護華僑上的作為比較有限，甚至駐美官員本身也不時遭到歧視。雖然步履維艱，但從中也可以看到清政府對華僑態度的逐漸改變及其在保護華僑權益上所做的努力。1905年，清政府在抵制美貨運動中表示：“內外人民皆國家赤子，萬不能稍加苛待，今我民族居外洋謀衣食而為工，已屬我國失養，反致受外人之虐待，我實不忍”，要求駐美官員“認真保護，勿負朝廷軫念商民之至意”。1906年舊金山地震后，對受災華僑，清政府給予4萬兩銀的經濟援助，地方政府也紛紛解囊相助，并密切關注災后重建進展，盡可能地維護華僑的切身利益。
二是從“抵制美貨”到“篤邦交”，清政府國家政治形象的重塑。華僑為美國西部開發與太平洋鐵路的修筑做出了重要貢獻。但自19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陸續通過排華法及其修正案，拒絕承認華僑的基本政治權利，甚至禁止華僑入境。清政府、駐美官員與華僑對美國的排華行徑表示強烈不滿，并于1905年發起大規模的抵制美貨運動。但在舊金山地震發生后，梁誠給清政府匯報“各國均電慰美國總統”的情形，希望清政府也能夠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向美國政府表達慰問，向舊金山受災民眾表示同情。盡管抵制美貨運動方興未艾，但清政府依舊采納了梁誠的這一建議，并發布諭旨曰：“美國舊金山地震災情甚重，朝廷深為憫惻，著頒發帑銀十萬兩，由外務部交美國駐京使臣，迅速匯寄災區，以資拯濟而篤邦交。”在這道諭旨中，清政府提出撥銀10萬兩用于援助美國賑災，并解釋這是出于“篤邦交”的目的，顯示出清政府對美國受災民眾的國際人道主義關懷。外務部要求戶部即日撥款，同時函電美國駐華公使柔克義查收。但是，柔克義以美國不接受他國捐款為由，將此款退還。因美國總統羅斯福認為，時美國籌集的救災資金總額已達2000萬美元，賑濟卓有余裕，故謝絕外款，但仍以美國總統的名義對清政府的“厚意”表達感謝。清政府以國家名義對美國受災民眾表示慰問，對美國政府提供經濟援助——雖然被拒絕，但反映出清政府的國際人道主義精神，與曾經堅守閉關鎖國政策的“天朝上國”已不可同日而語。
（二）清政府重塑國際形象的原因
一是謀求華僑的經濟支持。華僑前往舊金山原是為改變貧窮生活而做出的孤注一擲的行為，因此，謀求經濟利益是華僑背井離鄉遠渡重洋的直接動力。從理論上推斷，這決定了華僑必然會將資金用于供養家庭或家族，或力所能及地承擔僑鄉建設。有學者調查指出，在抵制美貨運動的前四年半內，美國華僑寄回中國國內的匯款總額達到5000萬美元，對經濟疲軟的清政府來說，這無疑是一筆巨大的外匯，增強了國家財政收入。華僑經濟已經成為僑鄉經濟甚至是國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華僑經濟實力的雄厚也引起在海外活動的保皇黨與革命黨的重視。1894年，革命黨在海外建立興中會，號召華僑捐款援助起義以推翻清政府的統治。1898年戊戌政變后，保皇黨領袖康有為、梁啟超等出走海外，號召華僑捐款以挽救朝綱。革命黨與保皇黨成為在海外與清政府爭奪華僑經濟資源的重要力量，這無疑加劇了清政府的危機意識。在1906年舊金山地震后，清政府更震撼于華僑經濟“特殊的影響力和作用”。散居世界各地的華商在地震救濟中展現出了強大的經濟實力，諸如香港華商捐助受災華僑1.2萬美元，巴拿馬華商捐助受災華僑5000美元等。1907年，清政府農工商部再行修改華僑經濟政策，鼓勵華僑回國投資，不僅給予華僑更多的政策優惠，而且對卓有貢獻者授予相應的官銜和爵位。這是清政府基于華僑的經濟力量，謀求華僑經濟支持的直接反映。
二是謀求華僑的政治認同。晚清民眾出洋無論是主觀上尋求生活條件的改變，還是客觀上被拐賣出國，基本權益都難以得到清政府的保護。就舊金山華僑而言，清政府起初不愿且沒有足夠的能力向華僑提供應有的保護。但即便如此，華僑仍憑借其努力與實力，成為中國各政派的拉攏對象。1903年梁啟超游歷美國時，曾拜會紐約、舊金山等六大城市的華僑，以救國出力相宣傳，并在舊金山建立保皇黨分部。革命黨也與美國華僑建立聯系，孫中山還加入美國華僑最大的秘密組織致公堂，與保皇黨爭奪華僑資源。三方政治力量經常為爭取華僑的政治認同而彼此攻訐。保皇黨與革命黨對華僑的重視給清政府造成相當大的壓力。1904年，溥倫率領中國政府代表團前往美國參加世界博覽會，受到美國移民局的不公正待遇，美國華僑舉行抗議，這也使得清政府意識到華僑政治力量的重要性。在國內各政派紛紛前往大洋彼岸尋求華僑支持的關鍵時期，如何爭取華僑的國家認同成為清政府考慮的重要問題，而舊金山地震的發生，無疑成為清政府塑造形象、增強華僑政治認同的重要契機。
三是謀求國家地位的提升。自鴉片戰爭以來，列強對中國的侵略步步加深，而清政府無力招架，歷次戰爭都以失敗而告終，這又進一步刺激了列強的野心，由此形成積重難返的困境。清政府的落后為世界所共知，這意味著自元朝以來通過《馬可波羅游記》以及明清之際利瑪竇、湯若望等傳教士所構建起來的“東方帝國形象”的破碎，朝貢體系也漸趨瓦解。在此過程中，華僑也遭到各種污名化的攻擊，在各國排華事件中屢屢遭受生命與財產損失。為改變這一態勢，清政府通過洋務運動、維新運動、興辦新政等，從器物到制度層面提升國家實力，增強在對外交往中的底氣。不僅如此，總理衙門的設立與改革、駐外使臣的派遣、華僑政策的調整，都反映出清政府與世界對話的努力。1906年舊金山地震后對美國受災民眾的慰問、對受災華僑的賑濟成為清政府樹立國際形象的典型案例，并且確有成效。1910年，日本發生百年一遇之洪災，駐日公使汪大燮希望清政府以“國電”對日本表示慰問，并請求“援金山地震案，酌量發帑賑濟，以恤鄰災”。不難看出，清政府仿舊金山地震之“成例”，對國際事務展現出積極主動參與的姿態。
五、結語
晚清政府羸弱，內憂外患頻仍，國家機器運作經常失靈，維持統治常力有不逮，更遑論保護遠在國境之外華僑的經費與精力了。清政府也意識到自身缺乏足夠的智慧與能力應對國際國內變動不居的形勢，但仍在對待華僑問題上盡其所能。1860年清政府允準華工出國合法化、1875年任命駐數國公使、1893年正式廢除海禁政策等，這些都是清政府改變華僑政策、塑造新形象的標志性事件。清政府在舊金山地震后對美國政府和民眾的慰問、對受災華僑的賑濟以及對災后重建的關注，意義也頗有些不同尋常，反映出清末國家救濟已經超越傳統鄉土社會的義賑，超越地域的經濟文化認同，體現出“救災為天下之公理”。
對華僑而言，盡管清政府長期以來對華僑的關注不夠，但華僑依然將自己視為清政府的子民。華僑的生存狀況也使其認識到國家保護的重要性，所以但凡有事，華僑也愿意尋求清政府的支持，哪怕這種支持可能只是來自精神層面，也可能僅僅是口頭慰問，這也是1906年清政府對舊金山華僑的經濟援助和政治聲援屢次被華僑“叩謝天恩”的重要原因。需要注意的是，盡管不少舊金山華僑認同清政府，但加入保皇會與興中會的華僑也不在少數。為與保皇黨和革命黨爭奪華僑資源，清政府在政治地位與經濟投資等方面對華僑予以相當的政策傾斜，以維系華僑對清政府的認同。就總體上而言，舊金山地震前后清政府所表現出的積極姿態，不僅是其試圖獲取華僑國家認同、維持國家統治的理性選擇，也是日益融入世界的傳統東方大國在應對國際事務時所秉承的職責與擔當的一種體現。
摘自：呂霞：《晚清政府的僑務、外務與國際形象的重塑——以 1906 年舊金山地震賑濟為中心的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3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