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史及華僑史上最著名的華僑領袖，被毛澤東譽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他不僅是一位企業家和教育事業家,還是一位杰出的政治活動家和偉大的愛國主義者。他一生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祖國富強作出了卓越貢獻，具有深厚的愛國情懷。他也對東南亞的經濟、政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深得海外華僑擁護。
一、辛亥革命時期
（一）加入同盟會，支持國內革命
陳嘉庚自幼目睹近代以來中華兒女遭遇的屈辱，深感祖國貧窮落后的傷痛，光復祖國一直是他的夢想，并視為國民的天職。[1]1909年他經林義順介紹認識了孫中山，1910年他“剪去發辨,與滿清脫離關系”，加入了中國同盟會，當年他37歲。[2]他不但加入同盟會，更積極支持各項革命活動。他在新加坡動員華僑支持辛亥革命，接濟革命政府；他與孫中山一起設計新國旗，捐款贊助孫中山回國革命。[3]至此，他成為孫中山先生堅定的追隨者和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徒，他始終把在中國實行三民主義作為他的政治理想。[4]
1911年武昌首義勝利后，各省紛紛宣布光復脫離滿清統治，當年11月，福建和廣東相繼宣布光復。新加坡閩僑是海外最早以實際行動支持國內革命的華僑群體。閩僑發起福建保安捐款，陳嘉庚當選為保安會正總理，領導保安會籌款運動，年初他剛當選新加坡的另一重要社會任職——閩幫道南學堂正總理。[5]1912年8月16日，新加坡閩僑保安會發布捐款收支總賬，共收捐款120940.74叻元，用以支援福建臨時政府。陳嘉庚在保安捐發起首日個人捐款1500元，捐額位居第四；購孫中山相片銀350元；1911年底資助孫中山由歐洲返國5萬元，三項共計51850元，相當于他當時一年的總贏利。[6]捐款是華僑表達對祖國認同的最普遍形式，陳嘉庚領導的新加坡閩僑保安捐款是當時海外華僑捐款最踴躍的運動，新加坡作為南洋華僑首區，華僑響應國內革命的熱情輻射南洋各埠，掀起了華僑民族主義的空前高潮。
（二）振興實業，復興祖國
1890年陳嘉庚到新加坡從父經商，1904年接手衰敗的家業，獨資創辦了新利川和日新黃梨罐頭廠、福山梨園、謙和米店等實業，1905年增設日春黃梨罐頭廠。1906年在福山梨園套種樹膠，首次進入橡膠產業，短短幾年就成為東南亞橡膠產業的領軍人物。
辛亥革命爆發時,他獨資創業不過七年，他的企業剛剛打下基礎,產業約有七十萬元,只能說是小實業家。[7]但他將光復祖國作為己任，最初是想通過振興實業來復興祖國。1912年他在家鄉集美創辦制蠔罐頭廠，因原料和技術問題沒有成功；后來在廈門經營房地產，集資籌建同安集美公路，也都沒有成功。他意識到，應當將實業基礎放在新加坡，然后回國建廠制造。此后，他抓住“一戰”良機，迅速加入海運業，1915—1917年間海運業獲得豐富利潤，從中為救濟天津水災捐款20余萬元。[8]同時繼續發展橡膠產業，從1915年開始，將部分罐頭廠、米廠等改作橡膠廠，拓展國際橡膠市場，形成了橡膠種植、生產、銷售一體化的經營模式，他的橡膠制品遍銷五大洲，獲得了“橡膠大王”的美稱。
看到祖國實業如此孱弱，他深感憂慮。他提出，新加坡橡膠廠應只招收華僑工人，并培訓他們熟練掌握各種機器，以便回國發展膠業。他發展海運業，也是憂慮航運都掌握在帝國主義和外商手中，深感振興祖國船運業的迫切。到1925年，陳嘉庚已經擁有1200萬元資產，成了華僑大實業家，[9]但在殖民主義的統治下，他感受到的是限制和排擠。1931年在日本商人賤價傾銷的打擊下，他不得不把獨自經營的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后來董事會將熟膠品專賣權出讓給英國商人，致公司訂貨劇減，只好于1934年收盤。陳嘉庚深深體會到了發展實業“要有祖國做靠山”的真理，所以他是強烈盼望祖國振興的。
（三）捐資興學，振興中華
實業興國不可能之后，陳嘉庚意識到“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10]1894年，陳嘉庚在返鄉完婚期間，看到家鄉兒童失學嚴重的情形，便立下了興學救國的志向，他出資2000元,在集美創建“惕齋”學塾,意在喚醒國人提高警惕。他從“小”字做起，在自己資金能力范圍內籌建學校。[11]1913年陳嘉庚創辦集美小學，1917年籌辦集美中學和師范，后來陸續開辦了集美學校水產科、集美高級商業學校、集美女子師范學校等，1921年“福建私立集美學校”成為總校名，1929年完整的教育體系在集美建立。[12]同時，他也在新加坡集資創辦或贊助道南學堂、南洋華僑中學、南洋華僑師范學校等眾多學校，通過創辦南洋華僑學校，陳嘉庚將南洋各幫派團結在一起，解決了華僑子弟升學問題。
1919—1921年，陳嘉庚回國期間，創辦了廈門大學，陳嘉庚認捐400萬元，相當于他當時的全部資產。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他的企業面臨倒閉，他不惜將新加坡的三幢住宅向銀行抵押，后致易主，但仍然堅持支付集美、廈大的經費，他“出賣大廈，接濟廈大”的事跡廣為流傳。1936年他決定將廈門大學無條件捐獻給國家，1937年7月1日，廈門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
據統計，從1904年獨立創業到1931年企業臨近收盤的28年間，陳嘉庚事業的各種費用總支出1331萬元，其中捐資興學支出837萬元，為興學而支付銀行利息380萬元，兩項合計1217萬元，占總支出的92%，家庭費用30萬元僅占總支出的2%。[13]陳嘉庚一生創辦和資助的學校多達118所。
陳嘉庚興資助學也為中國共產黨培養了后備力量，為祖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培養了十萬余人才。[14]1925年閩西南第一個共青團支部在集美學村誕生。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任書記羅明、福建省第一個中共黨支部書記羅揚才、共青團福建省委第一任書記陳柏生、臺灣省中共黨組織創建人之一謝景德都是集美的校友。[15]
二、抗日戰爭時期
（一）建立抗日團體，團結華僑抗日
陳嘉庚雖身在南洋，但他時刻心系祖國命運，看到日本侵華的暴行，他建立抗日團體、團結華僑捐款捐物、抵制日貨、致電國際聯盟。從日寇侵略中國之初，陳嘉庚就予以堅決反抗，在抗日事業中，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他堅強的支柱。
1.成立“山東慘案籌賑會”
1928年初，日軍占領了山東青島和膠濟鐵路沿線；5月3日，日軍在山東屠殺中國軍民7800多人，并公然殺害國民政府外交特派員蔡公時，制造了“濟南慘案”。[16]陳嘉庚是海外華僑中首先起來抗議日軍暴行的僑領，5月17日，一千多名華僑在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召開大會，成立“山東慘案籌賑會”，陳嘉庚當選為主席，截至1929年，在陳嘉庚的領導下，募款總數達134萬元，參加籌賑活動的華僑高達十萬人。[17]在他的指示下，集美各校組織了“反對日本出兵山東委員會”（后改為集美各界對日備戰大同盟）和集美學校義勇隊，進行抗日宣傳。陳嘉庚同時也在其1923年于新加坡創辦的《南洋商報》中宣傳抵制日貨，在華僑社會產生很大反響。陳嘉庚在南洋華僑中首先發動華僑團結抗日,抵制日貨,籌款救濟山東同胞的愛國義舉,是南洋華僑在祖國全面抗戰前夕,第一次有組織有領導的抗日活動,第一次表達了華僑同仇敵愾的義憤和抗日決心。[18]
2. 致電國際聯盟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后，陳嘉庚在新加坡以福建會館主席名義召開聲討日本的僑民大會，討論對付日本的辦法。大會決議通電國際聯盟及美國總統羅斯福，要求其出面伸張正義，履行國際公約，維護和平。[19]陳嘉庚致電國際聯盟的真實意圖是喚醒海外僑民，鼓舞志氣。此后不久，他授意《南洋商報》印刷5000本“田中奏折”（日本覬覦中國領土的證據）廣為分發，以揭露日本侵華的陰謀。
3. 成立“新加坡籌賑會”
1937年“七七”事變后，陳嘉庚意識到海外華僑的救國行動還缺乏一定的組織紀律，8月15日，他倡議組織了南洋地區第一個抗日救亡團體“馬來亞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兵難民大會委員會”（簡稱“新加坡籌賑會”），至此，新加坡118個僑團凝聚在了一起，與其他南洋抗日團體共同筑起了抗日長城。[20]為了號召南洋華僑捐款，陳嘉庚在所屬企業已經收盤的情況下，仍帶頭認常月捐到抗戰結束，每月認捐國幣2000元。[21]在陳嘉庚及其領導的新加坡華僑愛國精神的激勵下，馬來亞各區華僑相繼建立華僑籌賑會，并組織了以陳嘉庚為主任的馬來亞各區華僑籌賑會通訊處，到1940年12月，南洋華僑建立的救國團體發展到703個。[22]
4.成立“南僑總會”
1938年10月10日，來自南洋各埠45個團體、164名代表在新加坡召開大會決定成立“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陳嘉庚為主席。陳嘉庚在大會上歷數日本侵華罪行，并呼吁一致抗日。[23]“南僑總會”是南洋第一個統一、合法的籌款組織，在陳嘉庚的帶領下，南洋華僑進行的抗日救亡運動成為海外愛國僑胞的光輝旗幟。南僑總會制定了三大救國任務：“甲，聯絡南洋各屬華僑研究籌賑方法，策動救亡工作；乙，籌款助賑祖國難民，并倡導集資發展祖國實業，以維難民生計；丙，積極勤募公債及推銷國貨。”[24]在人力支援方面，南僑總會組織招募華僑機工回國支援。在財力支援方面，在抗戰頭四年，南僑總會籌集給中國政府約4億元國幣，據陳嘉庚推算，在抗戰頭五年，華僑的家匯和義捐達50余億元國幣。[25]在物力支援方面，南僑總會領導華僑捐贈飛機、坦克、汽車、藥品，籌建制藥廠等。南洋華僑在南僑總會的領導下為支持祖國抗戰做出了巨大貢獻。據1940年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在國民參政會上的報告：1939年國民黨政府的軍費為18億元國幣。同年華僑匯回國的款項高達11億元國幣，其中捐款約10%，南洋華僑捐款占華僑捐款總數的70%以上。[26]
5.任“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常務委員
抗日戰爭后，國民政府成立了“戰時公債勸募委員會”，陳嘉庚擔任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向海外發行救國公債、國防公債和儲蓄券等，號召華僑購債救國，陳嘉庚主動承擔勸募公債2000萬元，并首先認購10萬元。[27]
（二）揭露汪偽投降陰謀，鼓舞軍民斗志
日寇侵占南京、上海后，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即公開主張與日寇和平妥協，發表了“和平談話”。陳嘉庚與汪精衛在僑居新加坡時就認識，兩人私交甚好，陳嘉庚籌辦廈門大學時,一度曾擬聘其為校長,后因故未果。[28]一開始陳嘉庚并不相信，多次致電汪精衛確證后，汪精衛對陳嘉庚的勸阻置若罔聞，陳嘉庚大失所望。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大會在重慶召開，汪精衛任大會主席，陳嘉庚作為華僑參政員從海外致電參政會，提案“在敵寇未退出我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最后提案被刪改為“日寇未退出我國土前不得言和案”獲得通過，愛國志士鄒奮濤在《抗戰以來》一書中稱其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29]12月29日，逃到越南河內的汪精衛在香港《南華日報》發表贊成日本首相的對華三原則言論，公開叛國投敵，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名義多次拍電給蔣介石，要求“宣布其罪，通緝歸案，以正國法，而定人心。”[30]國民黨政府宣布開除汪精衛的黨籍，但未給國法處分，陳嘉庚對蔣介石姑息養奸政策極為憤慨。在海內外僑胞討汪怒潮的壓力下，國民黨政府在1939年6月對汪精衛發出通緝令。為了提高華僑對汪精衛投降陰謀的警覺性，1939年8月28日，陳嘉庚以南僑總會名義發表了《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通告二一號——為揭發國賊汪精衛之罪惡請僑胞毋為妖言所惑事》。在海外華僑討伐汪精衛賣國投降的斗爭中，陳嘉庚不顧私人交情，揭露漢奸國賊的真實面目，提振了民眾抗日斗志。
（三）主張國共合作，堅持全面抗戰
陳嘉庚領導的南僑總會成立后,就旗幟鮮明地擁護實行全面抗戰，南僑總會發出的第一號通告指出“所謂全面抗戰者,將精誠團結,舉國動員,使處處抗戰,人人抗戰,不致示敵以弱點,予敵以個別擊破”。[31]
1. 率南僑慰勞團回國視察
因海外華僑對國內戰爭狀況、民眾生活、華僑機工服務情況缺乏了解，也為了慰勞前線將士和后方同胞，陳嘉庚發起組織50人的“南洋華僑慰勞視察團”。1940年3月，陳嘉庚時年67歲，他和莊西言以南僑總會正、副主席的身份率領慰勞團回國視察，十個月內足跡遍布國內18個省份，所到之處，報告海外僑胞抗日救亡活動和愛國事跡，慰問抗戰軍民，受到熱烈歡迎；慰勞團完成任務回到南洋后，又向僑胞報告、宣傳國內抗戰情形，增進了僑胞與祖國人民的相互了解，增強了抗日必勝的信心，維護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陳嘉庚回國慰問，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他認清了重慶和延安的真相，也明確了自己的政治立場。視察重慶之前，陳嘉庚是堅定的“擁蔣派”，他領導的南僑總會為抗戰義捐籌款，都是匯交給國民政府行政院。經過實地調研后，陳嘉庚對國民黨消極抗日、積極剿共、紙醉金迷、貪污腐敗的情形感到絕望。陳嘉庚沖破國民黨的重重阻撓訪問延安，在延安他會見了毛澤東、朱德等共產黨領導人，為共產黨勵精圖治英勇抗日的精神所感動，延安地區軍政官民平等友愛、秩序井然、艱苦樸素、團結抗日的景象與國統區的虛浮泛實形成鮮明對比，這也在陳嘉庚內心留下了深深的印記。陳嘉庚在重慶國民外交協會發表演講時指出“現下為抗日救亡危險時計，希望全國民族一致對外”，[32]駁斥了國民黨對共產黨的造謠污蔑。陳嘉庚在考察中的言行，引起蔣介石的不滿，企圖把他排擠出南洋華僑領袖的地位，但他光明磊落，仍號召南洋華僑為祖國抗戰繼續貢獻力量，深受海外華僑信任。1941年3月，第二次南僑總會在新加坡召開，陳嘉庚仍以高贊成票當選第二屆南僑總會主席。[33]延安之行后，陳嘉庚如撥烏云見青天，受到了莫大的鼓舞，他認為，長此以往，“國民黨政府必敗，延安共產黨必勝”。[34]自此，陳嘉庚更加積極地投身抗日救國活動，為英勇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江東縱隊等，發動海外僑胞通過人力、物力、財力予以支持。
2. 譴責國民黨制造皖南事變
陳嘉庚非常渴望國共兩黨能團結抗日，顧全大局，但蔣介石不聽陳嘉庚及南僑慰勞團的勸告，繼續實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最高國策”。[35]1941年1月7日，陳嘉庚慰勞團返回新加坡僅一個月零七天，蔣介石發動了“皖南事變”，國民黨企圖消滅新四軍的暴行震驚了海外華僑。陳嘉庚獲悉后，馬上致電國民參政會，指出“值此敵焰猶張，國仇未雪，如復自為鷸蚌，勢必利落漁人”[36]。陳嘉庚痛心不已，但仍然希望國民黨能與共產黨團結合作，一致抗日，他在《南洋商報》發表社論，指出“現值大敵當前，失地未復，我們所要求的是抗戰建國，民主團結；我們所反對的是妥協投降，內戰分裂。”[37]1941年6月，為紀念七七抗戰四周年，《南洋商報》發起反分裂、反妥協、反獨裁的“七七簽名運動”，向蔣介石申述抗日的信念和決心，在陳嘉庚的帶領下，三周內有20余萬人參加簽名。[38]在國內外強大的輿論壓力下，蔣介石集團被迫暫停公開的反共行動，繼續維持抗戰局面。
陳嘉庚雖對國民政府恨之切，也是因為愛之深。此時，他與國民黨還未決裂，還對蔣介石抱有幻想，隨著對蔣介石認識的加深，“美蔣”聯合發動內戰，和平建國的愿望破滅后，陳嘉庚對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感到了徹底的絕望。在陳嘉庚的帶領下，海外華僑堅定了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取得勝利的信心。
（四）發起援英運動，為祖國抗戰爭取國際支持
為贏得僑居地政府抗日救亡運動的同情和支持，陳嘉庚還領導僑胞積極配合當地政府及民眾的反法西斯戰爭。1939年3月，英法對德宣戰，他領導南僑總會開會聲明擁護英對德宣戰，號召僑胞義捐，救濟英國傷病難民。[39]1941年9月1日，歐戰兩周年之際，陳嘉庚在新加坡發起華僑援英大會，200多個僑團1300多人參加大會，捐款叻幣139269元。[40]陳嘉庚指出，發起援英運動的目的，一方面表示對英國援華抗戰的報答，另一方面宣傳中英蘇美反法西斯陣線。他在大會致詞中說，援助英國為打倒法西斯而戰，不但有助于維護馬來亞華僑的利益，把日軍牽制在南洋，也有助于祖國抗戰。12月8日，日本發動對馬來亞的侵略戰爭，太平洋戰爭爆發，陳嘉庚立即代表南僑總會致電國民黨政府，要求對日宣戰。[41]17日，應英國駐新加坡總督湯馬士的要求，陳嘉庚召開華僑大會，組織僑胞清除廢墟、挖掘壕溝、搬運物資、協助英軍守城。30日，陳嘉庚在中華總商會召開華僑大會，成立“新加坡華僑抗敵動員總會”，并被選為主席，在動員大會成立后的3年6個月中，陳嘉庚領導的海外華僑為馬來亞抗日游擊戰爭拉開了先河。[42]在新加坡保衛戰中，一千多華僑組成星華義勇軍浴血奮戰八天，重創日軍，寫下了新加坡反侵略戰史上最為悲壯的一頁。[43]
陳嘉庚領導的南僑抗日救亡組織及其運動之所以能在僑居地不斷發展壯大，得益于他行之有效的領導和斗爭策略。他領導華僑配合當地政府的反法西斯戰爭，緩和了僑胞開展抗日救國運動與當地政府間的矛盾，也為祖國開展全面抗日爭取了國際支持和同情。同時他也注意遵守當地的法律法規，一切愛國行動都在當地法律許可下謹慎從事，因而使南僑總會順利成立并擁有合法地位。
（五）以筆當槍，歌頌華僑愛國壯舉
1942年1月底，馬來亞全境淪陷，陳嘉庚乘船前往爪哇避難，為躲避日軍搜捕，后化名“李文雪”在瑪瑯巽軼佐村晦時園安頓。1943年3月，陳嘉庚用不到一年半的時間寫成近四十萬字的巨著《南僑回憶錄》，1944年6月成書，詳細記載了他四十年歸國期間所見所聞，記錄了國共兩黨的真實形象，以及南洋華僑為祖國抗戰所作的不可磨滅的貢獻，[44]這部書以筆為槍，討伐日軍及漢奸罪行，抒發海外僑胞的愛國情操。日寇無條件投降后，陳嘉庚重返新加坡，對《南僑回憶錄》作補輯，并于1946年初在新加坡首先發行，經一版再版，在海內外廣泛流傳，成為二戰后一部難得的以反法西斯為內容的暢銷書，引起了強烈反響。
（六）調查日軍暴行和華僑損失，為審判和索償提供證據
1945年8月12日，日本無條件投降，71歲的陳嘉庚結束匿居生活，返回新加坡，隨即領導僑胞調查處理華僑在日軍占領期間的生命財產損失情況。離開爪哇島前，他發出《南僑總會戰后通告第一告》：“各處僑領宜速組調查委員會，呈請中外政府，務期達到目的。此為戰后僑胞首要之任務也。”[45]10月15日，陳嘉庚主持召開新加坡籌賑會委員會，議決組織調查委員會，調查敵寇占領期間華僑所受生命財產的重大損失，并發出《南僑總會通告第二號》，敦促馬來亞其他11區籌賑會從速辦理。12月，陳嘉庚又發出《南僑總會通告第三、第四號》，登報征求日寇占領期間對華僑施暴的材料。陳嘉庚認為這些資料能幫助盡早地向日本政府索償，也可成為提審戰犯的證據。[46]各地征集的材料后被匯編成《大戰與南僑》，該書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侵略戰爭，對華僑華人施暴的鐵證。抗戰勝利后，陳嘉庚妥善處理了遇難華僑華人安置事宜，收集遇害者遺物，建立紀念碑，為華僑華人抗戰歷史留下了印證。
1945年11月18日，旅渝福建同鄉會、廈大集美校友會等十個團體在重慶召開“陳嘉庚安全慶祝大會”，毛澤東派人送來題有“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條幅，成為對這位偉大的愛國華僑領袖的歷史性評價,傳頌海內外。
三、解放戰爭時期
（一）擁護共產黨，揭露美帝援蔣陰謀
1945年，抗戰勝利，舉國歡騰，海外華僑熱切盼望祖國和平民主統一。重慶談判后，當時有人對國共合作持樂觀態度，陳嘉庚卻認為蔣介石沒有誠意，民主非流血不易得。1945年12月，美國派特使馬歇爾來華調停，建議建立聯合政府，1960年初，國共達成5項議案，但陳嘉庚仍認為時局不容樂觀。香港《經濟導報》為慶祝《雙十協定》的簽訂請他題詞，他寫道“還政于民，謀皮于虎，蜀道崎嶇，憂心如搗”。[47]
1946年6月26日，蔣介石集團在美帝的支持下，以30萬大軍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面內戰，美帝在軍事、財政上給了蔣介石巨大的援助。陳嘉庚看到美帝國主義的陰謀，表示無比憤慨。9月7日，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南洋一千萬華僑代表的名義，給美國總統杜魯門、美國參眾兩院、馬歇爾、司徒雷登等人發函電，敦促美國從華撤軍、停止援蔣，并公開贊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公開表明了他“反蔣擁共”的政治立場。[48]
9月11日，電文通過路透社、合眾社在新加坡發表，南僑社會由此引發了一場擁陳與反陳（實質是反蔣與擁蔣）的嚴重斗爭。新加坡廈門集美兩校校友首先通電擁陳，隨后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和福建會館迅速聯合216個團體，召開擁陳大會，馬來亞各地、曼谷、香港、菲律賓、爪哇、蘇門答臘等地華僑也相繼召開擁陳大會。[49]陳嘉庚正義的通電代表了廣大華僑的愿望，給美帝和蔣介石反動政府有力打擊。1947年元旦，陳嘉庚為《新民主報》題詞，仍揮筆寫下“還政于民，謀皮于虎，蜀道崎嶇，憂心如搗”四句話，再次展示了他憂國憂民的情懷和鮮明的政治傾向。陳嘉庚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堅決支持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
（二）創辦《南僑日報》，凝聚海外共識
1946年11月21日，陳嘉庚在新加坡創辦了《南僑日報》，[50]為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在輿論上提供支持。為支持辦報，陳嘉庚在手頭拮據的狀況下拿出11萬股（占全部股金的1/4）。他在《南僑日報》發表《論美國援蔣必敗》《祖國光明在望》等文章，積極聲援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解放戰爭。解放戰爭期間，陳嘉庚還發表了《關于紀念國慶的糾紛》《從歷史經驗證明蔣政府必倒》《新中國必能興利除弊》《明是非辨真偽》等演講，[51]再度引領并強化了南洋華僑對國內局勢的認識。中共中央對《南僑日報》十分關注，1947年周恩來特派夏衍到新加坡協助主持執筆，進一步加強了《南僑日報》的戰斗力。后來該報又創辦了《南僑晚報》，南僑印刷廠還承印新華社在新加坡發行新聞稿和毛澤東、陳嘉庚等人的著作，進一步擴大了影響力。《南僑日報》創辦3周年之際，毛澤東、周恩來為之題詞并發表告僑胞書，給廣大愛國僑胞莫大鼓舞。英殖民當局不能容忍在其殖民地上長期存在這樣一個民主堡壘，百般破壞，但《南僑日報》始終堅持自己的立場，1950年4月12日刊文《重申本報的立場》指出：“本報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就是擁護中國人民解放事業，擁護人民民主。這是本報的立場，絕對不能改變。”[52]9月20日，《南僑日報》最終被英殖民當局扼殺，雖然僅存在3年10個月，但《南僑日報》從輿論上有力支持了人民解放戰爭。
解放戰爭后期，華僑為中共捐款捐物、回國參加對蔣作戰，在陳嘉庚的引導下，廣大海外華僑堅定了支持中國共產黨的信念。
（三）團結自救，維護華僑正當權益
1947年，陳嘉庚凝聚全南洋華僑的力量實現團結自救，反抗荷蘭欺侮華僑而制造的“巨港慘案”。他提出“全南洋華僑一致行動，對荷蘭實行經濟絕交”的制裁方案，沉重打擊了荷蘭的航運業，荷蘭殖民當局最后不得不向華僑道歉賠償。這次斗爭實踐使分裂的南洋華僑普遍意識到，只有團結才能結成堅強的國民外交，才能提高華僑地位，挽救華僑危機，維護華僑的正當權益。[53]
四、建國初期
（一）響應“五一”號召，共商建國大計
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勝負已見分曉。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文紀念“五一”勞動節，號召“為著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而奮斗！”為了擴大民主、傾聽各方面意見，中共曾多次電邀海外華僑代表回國參政議政，籌備新政協。1949年1月20日，毛澤東致電陳嘉庚：“先生南僑碩望，人望所歸，謹請命駕北來，參加會議。”[54]陳嘉庚當時已經76歲，但他萬里迢迢回國共商建國大計，他在離開新加坡回國前夕，回答美聯社星洲分社記者采訪時表示，愿意在中共領導下為即將建立聯合政府的新中國效力。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召開前，組建了籌備會，海外華僑代表陳嘉庚、司徒美堂、陳愛瑗、戴子良、費振東、莊明理等7人被推選為籌備委員，陳嘉庚任籌備會常務委員。陳嘉庚在新政協籌備會第一次會議上發表了重要講話，并提出“選擇新政協代表，卻應十分審慎，否則寧缺勿濫”的重要建議，得到大會采納。[55]1949年9月21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召開，陳嘉庚參加大會主席團，被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和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此后他還擔任過第二、三屆全國委員副主席，全國人民代表和第一、二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中國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委員會委員，中央僑務委員會委員，全國僑聯，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委員等職務。大會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組織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組織法》、《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三個草案，他代表海外華僑民主人士及愛國僑胞表示無保留接受，此后他還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及第一和第二個建設社會主義的國民經濟發展的五年規劃等重大法規及計劃的討論制定工作。陳嘉庚先生還參與了審定新中國國旗的工作。10月1日，陳嘉庚隨600多名代表登上天安門城樓，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陳嘉庚既是新中國成立的見證者，更是參與者，他積極參與創立新中國的歷史偉業，為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二）維護民族團結，關切臺灣解放事業
1959年，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勾結帝國主義和外國勢力，發動武裝叛亂，陳嘉庚堅決譴責，他指出“中國人民包括國外華僑，過去不容許日本帝國主義制造所謂‘滿洲國’，今天同樣也不會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制造所謂‘西藏獨立’”。[56]9月，就中印邊界問題，陳嘉庚嚴詞責問印度總理尼赫魯，指出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57]
陳嘉庚對解放臺灣，統一祖國大業更為關切。1950年7月，針對美國派軍進駐臺灣和臺灣海峽的行徑，他在《福建日報》發表談話，“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而且歸還中國已成為事實。”[58]1956年2月，他在全國政協會議上說，周恩來總理提出的和平解放臺灣的號召很快會深入到臺灣同胞的心坎。10月5日，他在全國僑聯成立大會的開幕詞中說，我們希望海外的國民黨人能回到愛國的行列來，共同推動和平解放臺灣事業。[59]直到臨終，陳嘉庚仍然不忘祖國統一大業，他在口授的遺囑中說“我們應盡早解放臺灣，臺灣必須歸中國”。[60]
（三）擁護雙重國籍解決，指導華僑融入在地
1955年萬隆會議期間，中國和印尼政府簽訂了關于雙重國籍問題的條約，陳嘉庚表示熱烈擁護和無條件支持，認為這是華僑社會的大事。雙重國籍問題解決后，他也對華僑華人的選擇給予了實際指導。1956年9月，新加坡馬來亞工商業貿易考察團來中國訪問，陳嘉庚對率團的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高德根說：“現在，你們新加披即將自治獨立，你們既已把新加坡作為永久居留的家鄉，就要爭取成為新加坡公民，并要比以往過去在殖民主義者統治下的我們一輩，更加努力為你們的新國家效力。”[61]
（四）團結廣大華僑，建設社會主義國家
新中國成立后制定的憲法及一系列政策法規，確定了廣大華僑的政治地位，保障了華僑的正當權益，陳嘉庚無比高興。他團結廣大華僑參加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他協助僑務機構制定僑務政策，他在領導全國僑聯工作期間，號召廣大華僑、歸僑和僑眷為祖國的建設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在他的號召下，廣大華僑進行智力投資，捐資建設學校、醫院等公益事業，促進祖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1950年5月，陳嘉庚獨自回祖國家鄉集美定居，服務家鄉建設。親自主持廈門大學、集美學校的修建、擴建工程。在鰲頭宮舊址建立集美紀念碑，以紀念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并請毛澤東題寫碑銘。陳嘉庚曾在1952年和1955年兩次到全國各地考察，發表了《偉大祖國的偉大建設》，寫道“社會主義是完全適合中國國情的”。[62]投身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是陳嘉庚致力于民族復興的新征程，在他的主持或推動下，鷹廈鐵路、高集海堤、杏集海堤、華僑博物院等基建工程相繼立項完工。1961年8月12日，陳嘉庚在北京逝世，8月20日，他的遺體覆蓋國旗榮歸故里，在紀念碑下長眠。陳嘉庚是心向祖國的楷模，也是中國共產黨愛國統一戰線的堅定擁護者。
陳嘉庚將救亡和復興祖國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愛國和愛鄉是陳家庚愛國情懷的底色，直至今日仍有很強的教育意義。2015年9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親授“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章時，對陳嘉庚遺屬代表長孫陳立人說：“中國有今天，陳嘉庚付出了很多，我們現在還要向陳嘉庚學習。”[63]
[1]“民國光復后，余熱誠內向，思欲盡國民一分子天職。”參見陳嘉庚：《南橋回憶錄》，草原出版社，1977年版，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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