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嘉庚先生（1874年10月21日——1961年8月12日）是著名的愛國華僑領袖、企業家、教育家、慈善家、社會活動家，被毛澤東稱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陳嘉庚一生為辛亥革命、民族教育、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心系桑梓，一腔愛國情懷；誠毅興學，矢志報國救民。陳嘉庚先生愛國興學的光輝事跡，激勵著無數后人為祖國的富強和民族的振興奮斗不已；以“忠公、誠毅、勤儉、創新”為核心的“嘉庚精神”，因圣潔而久遠，因博大而永恒。本文重點介紹陳嘉庚先生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勤勞自強、簡樸自律、剛正不阿、守信重義、開拓創新等優秀品質，以展現陳嘉庚先生的高尚情操和崇高風范，傳萬代而共仰。
一、克勤耐勞，自強不息
克勤耐勞，自強不息，展現了陳嘉庚先生作為勞動人民的本色。陳嘉庚出生在華僑家庭，經濟并不寬裕。母親孫氏出身農村，克勤克儉。童年的陳嘉庚，身架結實，手腳伶俐，秉性樸實憨厚，喜愛勞作，七八歲就成了母親的好幫手。春天插栽藤苗，秋季掘收番薯，夏日海地探物，冬天涂灘剝耗，勤勞的習性由此養成。陳嘉庚9歲進入私塾讀書，十分用功，記憶力又好，讀過的書都滾瓜爛熟。功課之外，陳嘉庚還熟讀了《三國演義》和一些通俗史書，并對天文、地理、醫藥、建筑和中國武術都極感興趣，讀了不少相關的書籍，還進行了一些相關的實踐。雖身居漁村，卻掌握了豐富的知識，鍛煉出強健的體魄。[1]
1890年，16周歲的陳嘉庚到新加坡幫助父親經驗商行，他不論接手什么工作，都極端認真，勤做勤學，19歲開始擔任順安號經理，掌管米業及全部財項，他“守職勤儉，終日仆仆于事業”，“掌業年余，增值財產數萬金”。1927年，陳嘉庚的企業達到高峰，分行有80家、工廠多達二三十家。隨著規模的擴大，一系列規章制度建立起來，凡是現金放賬、存貨等都制定表格定期匯報，每月總結一次，陳嘉庚對各地情況了如指掌，一問便知。他每天清晨到車間檢查和指示，八九點到總公司聽取匯報處理問題，對各分行常做重要指示。散工后，常立在辦公室外的小露臺上沉思。
成為了富翁，陳嘉庚仍舊保持著勤勞的本色，過著有規律的生活。據他的兒子陳國慶回憶，陳嘉庚每天早上5點30分起身，做甩手運動15分鐘，6點整洗溫水澡。6點30分吃早餐，6點45分坐車離家，7點整抵達制造廠，進入辦事處，他解下外衣及領帶，開始巡視工廠各生產部門。當時全廠男女工有6000 多人，產品千余種類。中午12點，召開討論會，由7位總巡每人報告各自部門的生產情況，并討論每周的生產計劃。每天開會約一小時。下午他到謙益總行處理其他業務。5點下班后，他每周有兩三天時間直接到怡和軒俱樂部吃晚餐，與朋友談生意，處理學校以及社會事務，夜間12點返家休息。[2]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加坡淪陷，陳嘉庚在爪哇島避難。避難期間，陳嘉庚生活也同樣極有規律，作息定時，早睡早起，醒后先在床上做柔軟操，起床后用熱水摩擦全身，然后散步一個鐘頭。避居東爪哇期間，陳嘉庚先生還寫了《南僑回憶錄》這本巨著，30余萬字僅花13個月就脫稿寫成。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陳嘉庚返回新加坡，一直住在怡和軒內，但凡辦公或接見賓客，都在該處樓上進行，70多歲的老人，不時工作到深夜而不知疲倦。報社有要事相商，也常在那里請教他。陳嘉庚好學不倦，工作之余以讀書為消遣。他接掌怡和軒后，在三樓設立一間小圖書館，購置了《四庫備要》《萬有文庫》和《東方雜志》等書刊，供會員閱覽。他自己最喜歡讀《三國志》。[3]
1950年回國以后，為廈大和集美兩校擴建校舍，陳嘉庚從規劃、設計、備料到施工都親自過問，甚至連用什么料，怎樣雕刻的技術問題也不放過，精打細算、一絲不茍，群眾稱他為“超級總工程師”。年近八旬精神煥發的老人，每天戴著氈帽，拿著手杖，后而跟著建筑工程師、施工負責人、木匠、石匠等，步行數華里巡視、檢查、指揮。他每天要到集美學校的建筑工地或校園巡視，每次都持杖走上好幾里路。他還定期到廈大工地督促檢查，當時海提未筑，班輪不便，國務跑機關事務管理局要撥給他一艘小交通艇和一輛小臥車，他一直不要，照舊乘坐客輪。[4]從1951年到1954年，由他籌捐經費、設計、監督施工的廈大建筑面積共62600平方米，共31幢。[5]集美學校擴建了16萬平方米校舍，是解放前校舍總面積的3倍之多。
1956年，80多歲高齡的陳嘉庚提倡創辦廈門華僑博物院。他對廈門華僑博物館的修建投入了大量心血。建館期間，他每都從集美趕到工地巡視，對每項工作都一一加以指導，考慮得十分具體周到。他還時常寫信詳細交代應該注意的事項。1958年以后，在與癌癥做斗爭的過程中，陳嘉庚也是十分關心博物館的籌辦情況，即使外出治療，也經常寫信詢問加以指導。1959年博物館籌辦就緒，準備開放，陳嘉庚到博物院檢查指導，討論決定博物院的經濟管理及文物收集陳列等有關事宜。1959年5月，華僑博物院舉行開幕典禮，陳先生已經86歲，右眼已失明，他親自主持剪彩并舉行座談會。會上，他講了創辦博物院和籌建的過程、意義。會后，他親自帶領來賓參觀介紹，從1樓走到4樓沒有歇過腳，神采奕奕。[6]
陳嘉庚認為，勤是許多商人取得巨大成功的三大條件之一。“無事要找事做，不要等事做”“智識生于勤奮，昏愚出于懶惰”。陳嘉庚以勤律己，他的內衣、襪子、手帕，一直是自己洗。到了晚年還是經常自己洗。即使患了不治之疾，生活上的許多事仍然堅持自理。他對疾病等閑視之，病情稍得控制，就繼續積極參加各種社會活動。[7]他主張建設百艘“一兩萬噸的船舶可以靠岸”的大海港；他組織挖掘溝渠，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集美太古海潮發電站”；他力倡移山填海，十里長堤跨碧海，萬年艱險變通途，“山海大動脈”鷹廈鐵路終于鳴笛通暢。暮年的陳嘉庚克勤耐勞，自強不息，到了 “舍我”“無我” “忘我”之境界。
二、簡樸自律，公而忘私
陳嘉庚簡樸自律，公而忘私的品行更是為世人稱道。年少之時，他就“守職勤儉，未嘗枉費一文錢”。他從不大吃大喝，更不抽煙喝酒，粗茶淡飯伴隨一生，始終保持儉樸廉潔的生活作風。
1919年，陳嘉庚在南洋生意還在發展中，只有400余萬資產。當他回國倡辦廈門大學期間，發現少數集美師生常常到廈門市去消費，就在秋季開學式上演講時進行教育批評。他說：“中國今貧困極矣，吾既為中國人，則種種舉動應以節儉為本。”并現身說法說：“鄙人在新加坡時，地處繁華，每月除正當費用外，（另費）不及二元。” 1923年，陳嘉庚先生天命之年，葉淵校長發動集美學校師生捐款，建造一座“介眉亭”為陳嘉庚祝壽。陳嘉庚先生“聞之殊深詫異”，先后發出兩封信函，表示反對并進行了嚴肅批評。
作為名滿東南亞的華僑大實業家，陳嘉庚在新加坡的家庭布置卻相當簡樸。他的住家是一座普通的平房。陳設極為樸素，全部家具與平常人家所用無異，一點豪華的東西也看不到。家里雖然有兩部小汽車，兒子陳厥祥每天到城里上學，他卻從不同意用小汽車接送，而是讓他自己去擠公共汽車。[8]
據兒子陳國慶回憶說，陳嘉庚平日身上的現款不超過五元。他從來不在外頭亂花一分錢，連怡和軒附近的菜館和咖啡店，他都未曾光顧過。他比較年輕的時候，有幾年晚飯后偶然會帶妻兒海邊游玩，回家的路上順便吃一杯冰激凌，這算是在外頭最奢侈的花費了。他一生只看過一部電影，是在新加坡首都戲院看的，那是一部為籌賑會義演的片子。他一生只帶妻兒到新世界看過一次拳擊比賽。[9]
1940年3月，陳嘉庚率領南僑總會組織的“南洋各屬華僑回國慰勞團”,回祖國慰勞視察。陳嘉庚在重慶停留40多天，重慶國民政府為了招待他們，花費來5萬銀元新布置三座平屋，還準備了8萬銀元的招待費。陳嘉庚先生認為如此執行很不適宜，第二天他就在各日報刊登《啟示》：“愿實踐新生活節約條件，在抗戰艱難困苦時期，當極力節省無謂應酬。”發出了“罷宴”聲明。
新中國成立之初，陳嘉庚先生進行了兩次全國性的考察。考察東北時，一位工作人員特別為接待他準備了香煙，他勃然大怒，拂袖而去。考察之后，陳嘉庚先生在全國政協會議提了七項提案，其中一項就是禁止給干部配給香煙。
1950年5月，陳嘉庚先生從新加坡回國，帶回來的兩只舊皮箱，一只皮箱的把手皮帶斷了，他就結上麻繩代替，另一只皮箱的蓋皮裂了，他依然繼續使用。1955年10月，陳嘉庚先生視察到新疆，添置了一床黑貂皮被子和衣服，隨行人員代買一只皮箱裝用。過后，當他得知買這只箱花款50元后，內疚說不該浪費，買這么貴的好皮箱。陳嘉庚先生有一條蚊帳是抗戰勝利時使用的，先后用了十多年，一補再補，補了幾個大補丁；一件黑色棉背心，抗戰期間就穿，回國后棉絮已處處露了出來，還舍不得丟掉。[10]
1951年3月，華東軍政委員會的主任陳毅，在福建省政府葉飛副主席和廈門市政府梁靈光市長的陪同下，由廈門到集美訪候陳嘉庚。當時，炊事員買了一斤糖果上樓招待領導。陳毅一行由陳嘉庚招待便餐后，離開集美分赴省、市。陳嘉庚隨即諄諄教導炊事員說：“首長最多給嘗嘗一兩顆糖果，不像小孩子好糖一個接一個吃個不停，買二角錢就足夠了。”這個節約美談，后來傳頌于國內外。
解放后，陳嘉庚先生回國定居福建同安集美，當時他已是77歲高齡。他在集美本來有一座私人住宅，但抗日戰爭期間被敵機炸毀。抗戰勝利后，他把大批匯款從南洋寄回集美，并不考慮修復私宅，而是致力于修復集美學校校舍。回國后，有好幾年他都是住在集美學校董事會辦事處樓上的舊房子里。1955年故居修復以后，陳嘉庚先生又把它借給集美鎮委會使用，自己仍然住在舊房里。直至1958年，陳嘉庚先生生病，需要一個安靜舒適的環境， 他才搬進故居。故居陳設簡單，小客廳僅擺設了一張古式長形桌和幾張靠背椅。在他辦公、看書和休息的地方，也只陳設著辦公桌、一張藤椅和一副不配套、高低不一的沙發及幾張木椅，全是舊家具。臥室設備也很簡單：一張老式三堵木床，床上掛著用了多年、打了許多補釘的蚊帳，床邊一件木茶幾，上面放著熱水瓶、燭臺，還有兩個木制玻璃書櫥，這些全是從學校委員會借來使用的。
陳嘉庚先生的女婿李光前在故鄉南安梅山擴建學校，請他主持，他常常要到梅山村去。有一天上午，陳嘉庚與隨行人員從集美乘坐汽車前往梅山，車上帶著兩個大保溫瓶：一個裝著在集美煮好的海蠣粥，另一個則裝著油條。汽車駛抵梅山村外時，陳嘉庚先生通知司機停車，隨員攜著那大保溫瓶，同他走到公路邊的巨石上，吃完海蠣粥，才步行進村。主人見陳嘉庚先生光臨了，熱情歡迎，馬上要備餐請客，陳嘉庚先生說：“不用麻煩，我們已經吃飽午餐了。”據說，陳嘉庚先生外出時，這樣的午餐并不止一二次。[11]
1955年，陳嘉庚先生的長女從南洋托人捎給他一把絲質雨傘，1957年傘布破了，他先后叫侄媳補了三四次。1958年傘布已爛得不能再補了，他再叫侄媳用新布換一換。侄媳換好送給他，說：“換的不像樣！”陳嘉庚先生接過傘，看了看說：“不像樣沒關系，能用就行了。”[12]
1957年7月間，全國僑聯為表示關心，特運去兩張皮沙發交給華僑博物院轉給陳嘉庚。一天他從集美來到華僑博物院，看了沙發后說：“我不必用這樣的沙發”，還問運費是多少，當聽說是172元的時候，他很不滿意，說太浪費了。這兩張皮沙發，一直擱在華僑博物院的接待室里面。陳嘉庚先生時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已達84歲高齡，用這樣的沙發是合情合理的，但他就是不肯用。他平時用的那兩張舊沙發，大小高低不一，都是解放前集美學校留下來的，沙發旁還放著一塊拋光的小木板，他時常把它擱在沙發扶手上當寫字臺用。[13]
陳嘉庚先生回國參與國事活動，人民政府給他的工資是三級，每月可領390元，加上地區補貼共計539.8元。當時，陳嘉庚先生擴建集美學村是急需用錢的，他規定自己的伙食費每月15元，叫炊事員掌握不得超過，把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作為建校費用。他安排早餐一杯牛奶、兩個雞蛋，午餐、晚餐地瓜稀飯，下飯的菜一般是青菜、豆類、小魚小蝦等。他不大吃雞鴨魚肉，不抽煙，也不喝酒。有一回，炊事員考慮他年高體弱，又終日操勞，需要補養，不經請示就替他買了一只雞做菜，陳嘉庚先生知道后嚴肅地批評炊事員自作主張。[14]他接訪各級首長和海外賓客時，從來不擺宴席大吃大喝，而是以家鄉的土特產烹調菜肴來招待。
陳嘉庚為了反對鋪張浪費，不喜歡人家給他祝壽。據他的一個親戚說，陳嘉庚在新加坡的時候，有一次他的家屬偷偷在家里給他祝壽，原來他晚年長期住在怡和軒，很少回家，沒想到那天竟然偶爾回家一趟，家里人非常緊張，在他入門之前，趕快把祝壽的東西統統收起來，等到他離開時才又陳列出來。在國內，雖然已經達到80以上的高齡，仍然不要人家給他祝壽，同他比較接近的人知道他的個性，也不便勉強他，只有幾次在他的誕辰那一天，相約到他的寓所，叫廚師多準備幾樣菜肴和一大碗面條，吃面條的時候大家舉杯祝他健康，把那碗面條當做壽面，但是怕他不高興，依然不提起祝壽的事，只是心照不宣。他看見這樣，還不算浪費，也就展顏一笑，向大家表示謝意。
陳嘉庚自奉甚儉，對子女同樣嚴格要求。1958年，他的一個孩子從新加坡回來探望他，由于他突然生病住院，孩子隨侍左右，誤了歸期。事后，為了趕回新加坡，擬用小臥車直赴廣州，他老人家不同意，要他孩子乘火車到鷹潭再轉赴廣州。他的一個孫兒回國探望，留在他身邊上學，他規定在學習期間每月補貼學用費30元，直至停學為止。其他子孫如要來，也照此辦理。[15]他主持興建集美校舍時，侄子到工地做事，他沒有安排侄子當工頭，而是讓他從搬運工干起，考驗一段時間后才讓他當記工員、管理員。集美的孩子上學可以根據家庭情況申請助學金，但陳家的孩子除外。陳嘉庚從自己的工資中拿出250元，支持陳家的孩子上學。陳嘉庚共有九子八女，他雖家財萬貫，但一生服務社會，并未將財產留給子女。他寫過三次遺囑，始終堅持將存款全部捐給集美學校。他不提倡將家產留給子女，希望子女自力更生、自己奮斗。
陳嘉庚生活簡樸的同時，卻將大量財富回饋給社會。他一生創辦及資助的學校多達118所。陳嘉庚一生辦學支出的經費, 以1980年國際匯市比率計算,相當于1億多美元。如果加上他創辦的集友銀行的紅利和經他籌募的辦學經費,則數字更加驚人。“該用的錢，千萬百萬都得用，不該用的，一分錢也不能浪費”，這是他一生用錢的原則。
三、剛正不阿，嚴辨忠奸
陳嘉庚剛正不阿、嚴辨忠奸、明辨是非、嫉惡好善的品格，更是世所難見，為人欽仰。陳嘉庚的侄子，原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陳共存認為，陳嘉庚是個具有獨特個性的人物，他一切出發點以是否合理，是否合義，是否合大眾要求為準衡。這是他為人的準則，也是他衡量世人的標準。按照這標準，上自國家元首，下至黎民百姓，凡是合者，他都支持；凡是不合者，他都反對；不管地位多高，權勢多大；也不管親情多深，私誼多厚；一律同等對待。[16]陳嘉庚剛正不阿、嚴辨忠奸、嫉惡好善的個性，從他對汪精衛、蔣介石等人的態度轉變上充分展現了出來。
陳嘉庚辛亥革命前和汪精衛認識于新加坡，兩人關系一度十分要好。在廈門大學成立之際，那時的汪精衛，還是一個堅定的革命者，陳嘉庚多次邀請汪精衛擔任名譽校長。1938年，廣州和武漢相繼淪陷，擔任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首先發表談話，主張對日談和。陳嘉庚先生致電向汪精衛核實，經過來往五電，陳嘉庚看出對汪精衛無挽回希望，極不客氣地復擬一電，斥責他為“秦檜賣國求榮”。他還利用國民參議員的名義，發電報向著重慶開會的國民參議會提出一個議案，“敵未出國前，言和即漢奸”。這一義正言辭的提案，得到了愛國人民的熱烈支持，在參政會通過，人心大為振奮。[17]
陳嘉庚剛正不阿的個性，還充分表現在他對蔣介石態度的轉變上。從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到1940年這段時間，陳嘉庚認為南京國民政府是中國正統的中央政府，聲稱自己矢志要終生為之效力。南京國民政府成立時，他親自寫了一張“用戶南京政府為首要目的”的標語懸掛于南洋商報辦公處，并把其作為《南洋商報》一條守則。他多次在不同場合上稱：“中國國民政府乃中國國內外四萬萬七千萬同胞共同信賴之唯一政府，國民政府之主張，即中國全國國民之主張。”作為一個堅定的“挺蔣派”，他甚至在1936年蔣介石50誕辰上，捐了130多萬元國幣給蔣祝壽。當時陳嘉庚捐的130多萬元國幣可購買10架飛機！
1940年3月，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的身份回國率領“南洋華僑回國慰勞視察團”回國考察和慰問，蔣介石指派有關黨政軍大員對陳嘉庚進行吹捧和拉攏。有一次，兩人在重慶一同從防空洞出來，要走上一段斜坡路，蔣介石看見陳嘉庚沒有攜帶手杖，就把自己的手杖遞給陳嘉庚，蔣介石自己空手而走。盡管蔣介石這樣對待他，可陳嘉庚對國民黨貪污腐化的行徑大失所望。他排除萬難，去延安考察。在延安視察和會見毛主席，他看到了光明，找到了真理，發現了中華民族復興的道路，堅定了抗戰必勝的信念。離開延安后，他到處頌揚他親眼看到的延安各種光明景象。蔣介石集團對他進行威脅。陳嘉庚不顧一切，憑著良心講真話。回到新加坡見到五子陳國慶時斷言“共產黨必勝，國民黨必敗”。
1946年國共內戰爆發后，陳嘉庚反對美國援助蔣介石，以南僑總會主席名義致電美國總統和國會表示抗議，并且抵制蔣介石召開的國民大會，指出蔣介石“一夫獨裁，遂不惜媚外賣國以鞏固地位，消滅異己，較之石敬瑭、秦檜、吳三桂、汪精衛諸賊，有過而無不及。”
嘉庚先生“能愛人，能惡人”，大義所在，力爭到底，不屈不撓。
1949年夏，陳嘉庚應邀出席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途經香港，各界人士開大會歡迎，會后，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校的在港校友集體拜訪校主、請他合影留念。有一個曾在福建省政府任職的陳延進，陳嘉庚在《南僑回憶錄》里說他是“喪心昧良，諂媚走狗”，替反動政府做了許多壞事，瞞騙華僑想偷偷擠進人群參與拍照。陳嘉庚一見他就很不高興，走進屋里。校友們知道了就叫陳某離開，再請陳嘉庚出來，他看到閩奸陳延進不在場，就高興地跟大家合影。這件事充分說明了他善惡分明，恥與小人為伍。[18]
對于共產黨，陳嘉庚也是以真誠相見，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他是個求實而耿直的老人，對于黨在“左”的思想指導下所干的一些蠢事，他看出明顯不對的，就直言不諱。1957年7月2日，陳嘉庚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作了《辦教育與反對官僚主義》的發言。他對鷹廈鐵路推延了幾年才建設這件事提出批評，說他通過會議和寫信給毛主席，呼吁了好幾年，“不敵黨友一時片言。上方雖有命令下屬偏不奉行。”他對教育部1953年撤銷廈門大學工學院、集美福建航專學校及集美航海水產商科學校停止招生的決定表示不滿，認為政府不應該將原先優待學生免費就讀的中、高等技術學校撤停，所在地的學生和貧苦僑生，“只有失學流浪而已”。他還指出，人民政府成立后雖力圖革除官僚主義，三令五申，無年不有，可是效果甚微，甚至變本加厲。官僚主義病源在于怠慢成性，卻又不知其為弊。治本辦法，須從整肅正規學校教育做起。[19]
“大躍進”時，有人從天津到北京向陳嘉庚講述天津一畝地產十四萬斤稻谷的“奇跡”，他一聽就生氣地說：“那是假話，我不愛聽！”“大煉鋼鐵”時，他聽到家鄉群眾反映，有人把老鄉使用的鐵床、鐵鍋破壞，拿去“煉鐵”，他立即交代秘書去調查情況，然后立即向中央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陳嘉庚對黨真正做到了肝膽相照。[20]
陳嘉庚對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既關心愛護，又嚴格要求，他常常教誨身邊的人，做人最要緊的是誠實與正義，要明是非，要替社會做事。再多的錢可以花光，但誠實、正義卻永遠受人尊敬。“人生自古誰無死”，但要留給后人以好的回憶。有的人，傷天害理的事敢做，烏龜害人(閩南俗語)的錢敢賺，這樣的富翁要受人睡罵，不及二三代，就要破產，聲銷跡滅，甚或遺臭萬年。[21]
四、誠實守信，一諾千金
陳嘉庚的一生，突出地表現了誠實守信、一諾千金的品格。陳嘉庚曾說：“無論個人、社會、國家、事業的發展，全賴‘忠誠信義’四字。”他還說：“我自己所能者僅為誠、信、公、忠四字。”陳嘉庚的一生是踐履誠信美德的典范。他以誠立身，以信交友；重然諾，守信用；言必信，行必果。在經商、辦學、社會活動各方面，出處表現了誠實守信的品格。[22]
陳嘉庚守信用，重然諾，說到做到，對于做不到或不愿做的事就干脆拒絕，絕不拖泥帶水，更不隨便答應。在辛亥革命期間，孫中山先生路過新加坡，請陳嘉庚給他籌款，陳嘉庚一答應給他籌5萬元，不久就如數匯去。
陳嘉庚“替父還債”的舉動，更是在華僑社會傳為美談。1903 年，陳嘉庚父親的企業因經營不善破產，負下債款 20 余萬元。債主們天天上門討債，陳嘉庚變賣了所有家產還債，最后還是欠下了印度債主哈利20萬元巨款無法償還。按當時新加坡的法律和習慣，父親死亡或破產，兒子不必承擔債務。但陳嘉庚他卻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最重要的就是“誠信”二字，他召集債權人宣布: “立志不計久暫，力能作到者，決代還清，以免遺憾也。”到 1906 年冬，陳嘉庚的經濟狀況有了較大好轉，他毅然找到各位債主，鄭重提出愿代還父債。到 1907年冬，他與債主達成協議，最終以折還 9 萬元了結債務。當時全部家當只有十幾萬元的陳嘉庚，一下子拿出 9 萬元代還父債，成為當時華僑社會的一大新聞。當哈利拿到陳嘉庚歸還的這筆巨款時，簡直不敢相信天下竟有這么講誠信的人。當時也有人說陳嘉庚實在是太傻了，他卻說：“中國人要取信于世界，決不能把臉丟在外國人面前。我們中國人一向講究言必信，行必果。”
年輕時期，陳嘉庚在雇人干活時，總會給每個工人發放一塊銅牌，并且向他們保證，不管將來遇到什么困難，只要拿著這塊銅牌來，他將傾盡全力給予幫助。1921年，14歲的郭金榮迫于生計，來到建設中的廈門大學打工，后來因為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被陳嘉庚先生提拔做了一個小文書。廈門大學竣工之后，陳嘉庚先生給每個參與建造的工人都發了一個小銅牌，并告訴他們，若是日后有困難，可以憑這塊銅牌來向他尋求幫助。轉眼三四年過去，郭金榮先生驚聞父親于印尼逝世，便坐船趕去料理喪事。誰知船停在馬來西亞便不再前行，無力購買船票的郭金榮在走投無路之時，想起了陳嘉庚先生贈與的銅牌和承諾，找到陳嘉庚懇求幫助。陳嘉庚先生看見銅牌，立即購買了從馬來西亞啟程的船票，送郭金榮先生到了印尼。
1929年爆發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陳嘉庚的很多企業都倒閉了，很多人都勸他要把資金用在挽救企業上，放棄對廈門大學的投入。陳嘉庚卻說：“寧可變賣大廈，我也要支持廈大。”陳嘉庚把自己的三座不動產大廈變賣了，所得的全部資金都用來維持廈大的辦學經費。人們紛紛用“一諾千金”來稱贊陳嘉庚。
1956年10月，星馬工商貿易考察團里的一些鄉親回到集美，陳嘉庚請他們第二天早上到家里一起吃地瓜稀飯，并叮囑身邊的總務葉祖彬多做一些飯。結果葉祖彬忘了通知，讓客人們餓了肚子。盡管事情不大，陳嘉庚卻認為葉祖彬在這件事上對他失了信，同時也讓他失信于客人，他要求葉祖彬寫出檢討，并給予停薪一個月的處罰。這體現出他獎罰分明的性格。
1958年，集美各校要籌辦農場，但校區土地有限，學校有人建議把幾年前贈給農業廳的天馬農場的大片土地收回一部分。張其華認為有道理，便請示陳嘉庚先生，結果受到陳嘉庚的嚴厲批評。他說已經贈送給別人的東西又要討回，出爾反爾，是不誠實之舉，并責怪張其華沒有當場批評學校的這種錯誤主張，還要照搬來提什么建議。
五、開拓創新，為天下先
開拓創新、為天下先，也是陳嘉庚優秀品質的重要特征。陳嘉庚的開拓精神，體現在他創辦企業，興辦教育，參加政治活動以及為社會主義建設做貢獻的各個領域之中。
陳嘉庚17歲離開故鄉，遠赴南洋經商，經過艱苦創業，從一個漁村少年成長為東南亞華僑工商巨子，赤手空拳創立一個龐大的商業帝國。在長達40多年的創業經商生涯里，陳嘉庚敢于標時代之新、立社會之異，他抓住了四個商機：第一個是菠蘿罐頭，第二個是大米的批發零售，第三個是航運，第四個是橡膠。四個領域里面，陳嘉庚都有很多創新。
陳嘉庚做菠蘿的時候，他切的菠蘿有別于容易切的條狀普通莊，他是切成有一定特色和難度的樣子，稱為“雜莊”。另外，很多人做菠蘿罐頭的口味都是比較大眾化的，而他開發了一些特殊口味的菠蘿罐頭。雜莊和特殊口味的菠蘿罐頭，市場量雖然不大，但是毛利率很高。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維系東西方貿易的貨運航船數量驟減，東南亞地區經濟形勢一片蕭條。陳嘉庚迅速轉換思路，租下4艘輪船解決熟米外運的燃眉之急。當他從航運業盈利近20萬元（叻幣，下同）之后，便以超凡的魄力與智慧，先后購入總價值為70萬元的輪船“東豐號”“謙泰號”，兼營貨運、客運，獲利豐厚。陳嘉庚還根據市場需求重新制定產品規劃，他發現戰爭中黃梨罐頭行情大不如前，而鋼鐵、橡膠市場走俏，于是果斷將用于生產罐頭容器的白鐵片變賣清空，把黃梨廠改為樹膠廠，大量生產膠布，并不再經歐商代理，突破性地將產品直接售往美國市場。歐戰成為陳嘉庚事業騰飛的重要契機，1915年至1918年，陳嘉庚憑借在樹膠加工業、熟米業、航運業上的表現出色，共獲利約450萬元，使公司規模、業務領域不斷擴大，實現了化危為機，在變局中打開了新局。
陳嘉庚做橡膠，他的創新就更多了，有很多發明專利，這些專利使陳嘉庚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一席之地，也成為近代民族品牌與西方品牌競爭的重要成果，陳嘉庚也因此成為名震海內外的“橡膠大王”。1925年，陳嘉庚公司的橡膠制品種類，由原先單一的膠片擴展至輪胎、膠帽、膠鞋、膠質玩具、雨衣、網球、膠傘、膠毯、醫療器械等。在延長產業鏈的同時，陳嘉庚在各地廣設分銷處，實現了產銷一體化。他是華僑中第一個把生產、制造、運銷、外貿結成一體的大企業家，實行農工商一條龍的帶頭人。
陳嘉庚重視產品研發與創新，他在公司設有專門的實驗室，并注重根據中國人的需求、審美和消費習慣，對歐美產品進行改進，逐漸形成了融貫中西、獨具特色的品牌發展道路。陳嘉庚公司的主要產品膠鞋，即是針對洋式鞋鞋底不耐磨的情況而改良的，橡膠鞋底不但可保護腳踵，還可作為被磨損鞋底的補墊，避免了“底弊面存”的情況，為國民節省了花費。在城市化較早的上海，沿街電線縱橫密布，雨天容易引發漏電危險，公司推出具有避電除濕功能的網球鞋，以保障民眾出行安全。1929年，陳嘉庚公司推出歷時3年研制而成的套鞋，從此，人們在雨天也可穿上本國自產的橡膠雨鞋。
1924年至1932年，陳嘉庚所經營的塗橋頭熟品廠以陳嘉庚名義申請了4項專利發明項目，包括輪胎膠底、膠帶木屐以及可折疊、氣壓成形的防水性膠制餅干盛器等，這些專利使陳嘉庚公司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獲得一席之地，也成為近代民族品牌與西方世界爭奪利權的重要成果。
陳嘉庚開拓創新，還體現在商業戰略上的高瞻遠矚。1947年，他投資創辦了集友銀行，每年用股息和分紅“反哺”集美各個學校。這樣，集美學校就擁有了恒定的、可靠的現金來源。先生雖然不在了，但他為后輩學子的深謀遠慮，還在一年一年地讓集美學子們受益無窮。
陳嘉庚在興辦教育事業上，也進行了大量的開拓創新工作。陳嘉庚提倡女子教育，突破封建禁錮，開風氣之先；他強調優待貧寒子弟，獎勵師范生；在20世紀20年代，他就提倡學生要德育智育體育全面發展；他主張“沒有好教師就沒有好學校”，確立教師在學校的主導地位；為了振興實業，他培養生產技術人才，倡辦職業技術教育；他希望普及教育，訂下同安“十年普及教育計劃”，設立同安教育會和教育推廣部。陳嘉庚以開拓者的姿態和革新者的精神，為教育事業奮斗一生。[23]
在改造社會方面，陳嘉庚提倡移風易俗，反對封建陋習，提出了一系列社會改革的主張，為推動社會文明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避難爪哇期間，陳嘉庚寫了《住屋與衛生》，并于1945年和1948年兩次印刷，寄贈國內各省市，希望國內民眾“知疾病健康以及壽命長短，與住屋衛生有密切之關系。共同注意，致力改善”。1948年，他寫了《民俗非論集》一文，認為改革落后的風俗習慣是“事關祖國興替的大事”，不可等閑視之。他尖銳批評封建社會遺留下來的種種惡習陋俗，主張改革陋俗，樹立良好社會風氣。[24]
1990年3月，國際小行星中心和小行星命名委員會把編號為2963的小行星命名為“陳嘉庚星”。這顆以陳嘉庚名字命名的星星，在我們頭頂的蒼穹，閃爍著永恒的光輝，指引著我們傳承偉大的“嘉庚精神”，砥礪前行、永不止步。
1992年8月，世界著名華人科學家、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丁肇中、李遠哲和田長霖、王賡武五人發起，陳嘉庚國際學會在香港宣告成立。學會在《成立宣言》中指出：[25]
陳嘉庚先生為人類文明進步所作出的卓越貢獻是難以衡量的。
他的道德勇氣與高尚情操，贏得了海內外各民族的廣泛贊頌。
陳嘉庚先生一生不為自我求安樂，但愿造福人群，先生高貴品德，舉世崇仰。
陳“嘉庚精神”已跨越了國界，超脫了政治范疇，成為人類文明的寶貴財富。
[1] 陳共存口授，洪永宏編撰：《陳嘉庚新傳》，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3年，第6頁。
[2] 陳國慶：《我的父親陳嘉庚》，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5-46頁。
[3] 陳國慶：《我的父親陳嘉庚》，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7頁。
[4] 張其華：《在陳嘉庚身邊十年》，《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
[5] 張楚琨：《陳嘉庚光輝的一生》，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19頁。
[6] 陳永定：《陳嘉庚與華僑博物院》，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53頁。。
[7] 張其華：《在陳嘉庚身邊十年》，《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
[8] 張國基：《相識四十年的懷念》，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0頁。
[9] 陳國慶：《我的父親陳嘉庚》，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46-47頁。
[10] 陳少斌：《陳嘉庚二三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66頁。
[11] 陳少斌：《陳嘉庚二三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67頁。
[12] 陳少斌：《陳嘉庚二三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66-267頁。
[13] 陳永定：《陳嘉庚先生二三事》，
[14] 陳少斌：《陳嘉庚二三事》，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266頁。
[15] 張其華：《在陳嘉庚身邊十年》，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80頁。
[16] 陳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陳嘉庚》，陳共存：去掉政治色彩的陳嘉庚(圖)_新聞中心_新浪網 (sina.com.cn)。
[17] 陳嘉庚：《南僑回憶錄》，
[18] 林誠致：《我與校主接觸的幾次回憶》，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68-169頁。
[19] 陳毅明：《論陳嘉庚興學的歷史功績》，張煥萍主編：《陳嘉庚紀念文集》，華僑出版社2021年，第370頁。
[20] 林一心：《高風亮節留人間——深切懷念陳嘉庚先生》，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39頁。
[21] 張其華：《在陳嘉庚身邊十年》，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回憶陳嘉庚》，文史出版社2013年，第178頁。
[22] 張培春：《陳“嘉庚精神”的內涵、表現及其時代價值》，張煥萍主編：《陳嘉庚紀念文集》，華僑出版社2021年，第288-289頁。
[23] 張楚琨：《陳嘉庚光輝的一生》，《張楚琨詩文選》，華僑出版社1994年，第47-48頁。
[24] 張培春：《陳“嘉庚精神”的內涵、表現及其時代價值》，張煥萍主編：《陳嘉庚紀念文集》，華僑出版社2021年，第269頁。
[25] 陳共存口授，洪永宏編撰：《陳嘉庚新傳》，八方文化企業公司，2003年，第418頁。
來源：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