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著名僑領，陳嘉庚先生無疑是近現代歷史上華僑群體的一代領袖和楷模，他的一生充滿了傳奇、奮斗，對中國的傾情關注和普通民眾的深刻洞察、無私付出，為挽救民族危亡、振興中華而不惜散掉萬貫家產，為追求國家富強和正義真理而孜孜求索。毛澤東同志稱贊其為“華僑旗幟、民族光輝”。2014年10月，在陳嘉庚先生誕辰140周年之際，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給廈門市集美校友總會的回信中，希望廣大華僑華人弘揚“嘉庚精神”，深懷愛國之情，堅守報國之志，同祖國人民一道不懈奮斗，共圓民族復興之夢。在經濟發展和利益主導的現代社會，進一步宣傳以陳嘉庚先生為代表的廣大華僑華人愛國愛鄉、回饋社會、造福人類的優良傳統，探討“嘉庚精神”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陳嘉庚先生之生平
近代以來， 以陳嘉庚為代表的華僑華人在挽救中華民族危亡、民主革命與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做出了重要貢獻。有一副對聯這樣概括陳嘉庚的一生 ：“前半生興學，后半生紓難 ；是一代正氣，亦一代完人。”陳嘉庚把一生獻給了國家，獻給了家鄉，獻給了中華民族復興的事業。
出生及童年教育
1874年10月21日，陳嘉庚出生在福建省同安縣明盛鄉集美社，一個以陳氏單姓聚居的村落。集美原名洵尾、盡尾，地處同安縣陸地的尾端，南望廈門島，北宋末年開始建村，明朝天啟年間改稱集美。當地村民世代以務農、打魚和海蠔養殖為生。到陳嘉庚父輩時，集美村民已發展到1000多人，成為同安縣的大村社。鴉片戰爭后，廈門被迫開放成為通商口岸，由于臨近廈門出海碼頭，不少集美村民漂洋過海到南洋謀生。陳嘉庚的父親陳櫻杞（又名杞柏）、大伯陳纓忠、二伯纓斟，都曾到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闖蕩謀生。
19世紀70年代，陳嘉庚的父親陳櫻杞南渡新加坡后，從小伙計做起，繼而創立順安米店，生意小有起色，屬于普通僑商。陳嘉庚的母親張寶果，是集美鄰村孫厝社一秀才之女，略懂文字。由于陳櫻杞常年在外，陳嘉庚出生時他并沒有陪伴在妻子身邊，但給孩子起好了名字“嘉庚”，意喻給家庭帶來好年好月。
幼時的陳嘉庚誠實憨厚，但是家境不算殷實，直到九歲才入讀村里的南軒私塾，一年后轉入伯父陳櫻節新辦的陳氏家塾，勉強讀了幾年書。塾館教育主要是四書、五經、綱鑒易知錄等內容，雖然接受過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和傳統道德教育，對耳濡目染到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和鄉賢陳文瑞等人的事跡尤為敬仰，但是由于師資、生源、館舍等條件有限，童年時代的陳嘉庚在偏遠漁村接受的私塾教育并不完整，這種經歷促使他切身感受到教育育人、教育救國的迫切性，為后來捐資興學埋下了伏筆。
商海擄戰45載及公司收盤
1890年秋天，在父親的要求下，16歲的陳嘉庚告別含辛茹苦養育他的母親，只身前往新加坡，到父親經營的順安米號學做生意。由于陳嘉庚踏實肯干、潛心鉆研，很快就熟悉了米店生意的要領，兩年后開始掌管店務，初步顯示出經商才能。略有積蓄的陳嘉庚沒有忘本，1894年他把結婚剩余的2000元悉數捐出，用于創辦集美惕齋學塾，并題對聯“惕厲其躬謙沖其度，齋莊有敬寬裕有容”，希望集美的孩子學會謙恭待人，成為陳嘉庚經商助學、捐資教育的早期嘗試。
陳嘉庚讀書不多，但在經商方面卻表現出相當的謀略和膽識。從1890年開始學習經商、1904年集資7000多元（叻幣）獨自經商到1934年陳嘉庚公司收盤，陳嘉庚先后經歷了父親公司破產，獨自創辦“新利川”黃梨（菠蘿）罐頭廠、黃梨園、謙和米店、橡膠廠等，到后來成立“陳嘉庚公司”，經營種類涉及米業、菠蘿罐頭加工、種植園、船運、橡膠制品等領域的30多家工廠，在中國、東南亞、歐美等地設有100多個分公司或辦事處，公司最大規模時達2萬多人，成為一家名副其實的跨國企業。
陳嘉庚在工商界奮斗40多年，恪守信譽、富有開拓精神等是其成功的基礎。特別是早年辛苦經營四年多攢夠10萬元替亡父還清債務，為年輕的陳嘉庚在商業上贏得了良好聲譽。善于捕捉商機，根據市場變化及時改進菠蘿罐頭生產技藝、試種橡膠和加工[TKKFF1] 橡膠制品，使陳嘉庚公司的產品占據了當時東南亞市場的最大份額，陳嘉庚也成長為在新加坡乃至南洋地區一位實力雄厚的大實業家。
當然，商場風云變幻莫測，1926年后陳嘉庚公司出現虧損，1929年暴發的經濟大危機更是對全球橡膠產品帶來巨大沖擊，加上英國殖民政府維護新加坡等地殖民秩序的需要，陳嘉庚公司被迫改組股份制，陳嘉庚逐漸失去了公司的決策權并于60歲時收盤徹底退出了實業界。
獻身社會和國家
在辛亥革命爆發前，30多歲的陳嘉庚已經坐擁上百萬資產了。但他并非埋頭只做自己的生意，參加同盟會、主管道南學堂、辛亥革命時當選福建保安會會長是陳嘉庚關注社會和家鄉事務的積極嘗試，由于措施得力、成效顯著，深得當地華僑信任，不到40歲的陳嘉庚已成為南洋閩幫的重要僑領。經商期間，陳嘉庚重義輕財，將大量經營利潤無償投入興辦教育和其他社會公益事業，獲得新加坡等地僑團的支持，1923年擔任怡和軒俱樂部經理，1929年被推舉為新加坡福建會館主席，持續為華僑和社會服務。
1934年公司收盤后，經過深入思考，陳嘉庚只身搬入怡和軒，在這里一住就是16年，全身心地投入僑團和社會工作，開啟了人生的新篇章。多年商場打拼養成的敏銳觀察力和對南洋華僑社會的責任感，使陳嘉庚對南洋社會和中國發展形成了自己的認知和判斷，他對華社、新馬時局、國內政局等方面的理解，通過不斷地無償服務社會和國家，產生了巨大影響，某種程度上甚至超越了捐資辦學和經商的貢獻。
在怡和軒俱樂部短暫蟄伏后，陳嘉庚主持的福建會館發起了一場革新華僑社會風氣的運動，“文化也需要革命……心理的革命，人格的革命，這些不能讓別人去做，應該自己來做。”陳嘉庚在僑社大力改革喪葬禮儀、倡導華僑廢除蓄養婢女、改革民族服制等，這些主張得到了新加坡政府和廣大華僑的認同，逐步擴展到南洋華社。
1937年日軍全面侵華后，南洋華僑群情憤慨，反日愛國熱潮空前高漲，陳嘉庚先后領導成立了“新加坡華僑籌賑祖國傷病難民大會委員會（新加坡籌賑會，1937年）”“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1938年）”，統籌領導南洋上千萬華僑開展抗日救國運動。南僑總會在歷史上首次打破了華僑在地域、幫群、行業等方面的界限，形成了空前的大團結。南僑總會的貢獻和影響這里不多說，也成為陳嘉庚關注國家、服務社會的巔峰，尤其是他“敵未出國土前言和即漢奸”的參政員提案，愛國熱情感召了無數人。
在擔任南僑總會主席期間，陳嘉庚的精力基本投入進了新加坡乃至南洋各地僑社的公共事務、南洋華僑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和中國國內國共內戰的關注。即使在避居爪哇的3年零8個月，陳嘉庚仍潛心撰寫了30萬字的《南僑回憶錄》，憑借記憶把自己多年來的親身經歷和所見所聞記錄下來，為后人了解華僑的愛國壯舉提供借鑒。1945年日本戰敗后，陳嘉庚通過南僑總會發布多份通告號召恢復戰后生產，創辦《南僑日報》并經常撰文倡導和平民主大旗，聲援反帝反殖斗爭，通過一系列活動維護南洋華僑社會的正當權益并推動中國國內的民主和平進程。
1949年陳嘉庚應毛澤東邀請回國參加新政協會議，對新中國的成立備受鼓舞，之后回國定居，為國家建設和服務社會殫精竭慮。此時的陳嘉庚已經75歲高齡，但仍擔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全國僑聯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不辭辛苦，經常到各地考察，提出各種提案建議，發表談話和演講，致力于祖國和家鄉建設，推動華僑愛國大團結和祖國統一大業。
二、“嘉庚精神”的內涵
陳嘉庚先生一生愛國、創業、興學、服務社會，形成了一系列的高貴品質和崇高精神，代表了歷代先賢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一種努力和實踐，因此，“嘉庚精神”是近代以來海外華僑報效國家和社會的集大成者，超越了狹隘的利己主義、派系爭端、價值思維。“嘉庚精神”的內涵很多，不同時代、不同群體的理解有所側重。新時代的“嘉庚精神”，可分為愛國愛鄉、服務社會、人格魅力三個層面。愛國愛鄉是“嘉庚精神”的核心，作為僑界旗幟，愛國愛鄉是陳嘉庚最樸實最真切的人生寫照和升華。服務社會和民眾是“嘉庚精神”的實質，是探索尋求實現民富國強的方式和途徑。人格魅力是“嘉庚精神”的基礎，是實現陳嘉庚一生理想和追求的重要保障。
愛國愛鄉是“嘉庚精神”的核心
華僑問題本身既是近代中國被迫開放的結果，又是中華民族遭遇危機的表現之一。華僑華人由此也成為審視中國與外界關系以及中華民族命運變遷的最佳視角。作為近代中國衰敗危亡的受害者和見證者，華僑的命運從一開始就與中華民族的復興息息相關。“嘉庚精神”的持續生命力在于，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愛國華僑沒有個人私利，一生只求國家富強、民族興旺、造福桑梓。
1938年10月10日，來自南洋地區45個城市的華僑救亡組織和代表168人，在新加坡成立南洋華僑籌賑難民總會，公推陳嘉庚為主席。自此，南洋地區上千萬華僑團結在南僑總會的旗幟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齊心協力援助祖國抗戰。南洋華僑歷史上第一次廣泛而有力地組織起來,這與陳嘉庚的影響和努力是分不開的。這種跨越以往基于方言、宗親等隔閡的華社大團結，有力推動了南洋地區華僑民族主義的發展和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的暴發，也奠定了“嘉庚精神”的核心內容就是愛國愛鄉。
誠然，多數華僑的愛國心是自發的、由衷的，而陳嘉庚的家國情懷又增加了無私的、明辨是非的，完全以國家利益為標尺，從同盟會、國民黨到共產黨，誰最能代表中國的根本利益就支持誰，誰最能關注、解決民間疾苦就站在那一邊，從不輕易屈服。他強調“建國必先認清是非，如是非不先認清，則政治上一切建設都無從談起”。陳嘉庚不是政治家，但他交友廣泛、信息靈通、堅持以國家和民族利益為重，對國內外局勢不僅深入了解，而且判斷正確，分析精辟，其愛國愛鄉的實踐和做法經得起時間和歷史的檢驗。
服務社會是“嘉庚精神”的實質
毛澤東同志寫給陳嘉庚任董事主席、胡愈之任社長的《南僑日報》創辦三周年的題詞是“為僑民利益服務”，這是對報社的鼓勵，也是對陳嘉庚的肯定。陳嘉庚關心華僑利益，關注家鄉發展，注重從社會層面加強建設。具體來說，陳嘉庚服務社會至少包含兩個層面，一是捐資親自辦學，二是擔任僑團等社會職務，通過真抓實干，飽含情感投入畢生精力不懈尋求民富國強的道路。
在災難深重的舊中國，服務社會需要找到合適的實現方式。陳嘉庚認為“教育不振則實業不興，國民之生計日絀”，因此他選擇捐資辦學作為實現服務社會的突破口。陳嘉庚興學起始于19世紀末，興盛于20世紀20年代，其一生創辦及資助的學校多達118所,除廈大、集美外,還資助或創辦了福建省其他20余個縣市的100余所學校，以及在新加坡等東南亞國家資助或主管的道南中學、華僑中學、南洋女子學校、崇福女學、愛同學校工商學校、水產航海學校等。陳嘉庚經商和節省下來的錢財不留給子孫，大部分通過捐資興學、捐贈公益等方式回饋了社會。據估算，陳嘉庚在1904年到1931年間支出的1321萬元中，捐資辦學的費用占92%，而家庭開支僅占8%。[1]不僅捐巨資辦學，陳嘉庚還投入大量精力參與學校的建設和管理工作：“鄙人……奔走海外，茹苦含辛數十年，身家性命之利害得失，舉不足攖吾念慮，獨于興學一事，不惜犧牲金錢竭耽心力而為之，唯日孜孜無敢逸豫。”
公司收盤從商界退休后，陳嘉庚將主要精力用在了華僑社會和家鄉事務等方面。他曾長期擔任新加坡福建會館的主席，后來只身搬到怡和軒俱樂部居住，將全部精力投入南洋僑社運轉和中國的發展，從興辦教育到抗戰籌款，從國家建設到社會民生，從僑團管理到家鄉發展，通過創辦報刊（南洋商報、南僑日報）、發表演講、著書寫作、致電等方式，敢于伸張正義、為民為國發聲，投入時間和精力之多，遠超常人，貢獻殊多。
在推動南洋僑民事務改革和保障僑民權益方面，陳嘉庚可是一直站在前線奮戰。當中又以陳嘉庚成功于1929[LCW2] 年改組新加坡福建會館著稱，而經過改組后的福建會館一改對興學辦校冷漠的態度，積極資助閩僑學校的校務發展。直話直說是陳嘉庚的待人處事方針，即使會得罪權貴。1940年12月15日，陳嘉庚結束“回國慰勞視察團”后，在緬甸仰光發表了比較蔣介石政府和位于延安的毛澤東中共政權的看法，并指“中國希望在延安[LCW3] ”，而不是腐敗的重慶政府，因此得罪了蔣介石。盛怒下的蔣介石動員了位于南洋的支持者和官員污蔑陳嘉庚是親共份子，以阻止陳嘉庚尋求蟬聯南僑總會和南洋閩僑總會主席。然而，蔣介石的陰謀失敗，陳嘉庚獲得壓倒性的支持獲得蟬聯兩個團體的主席職位，陳嘉庚的高風亮節和“誠信果毅”風骨在此事彰顯無遺。陳嘉庚也是一位支持印度反殖民運動的華僑領袖。1946年，陳嘉庚以南僑總會主席在新加坡設宴款待印度尼赫魯，其在席上發表支持和同情印度民族解放運動的談話。陳嘉庚發表的跨出華僑華人視線的談話，在當時委實是極具前瞻性的行為。1948年，曾經率領英軍向日本占領軍投降的英國駐馬來亞總司令白思華出版了一份《白思華報告書》，內容無中生有地指控馬來亞華人沒有協助英軍抵抗日軍的進攻，甚至指責華人趨炎附勢。對于白思華的污蔑，陳嘉庚尤感不滿，特搜集了各項事實來反駁白思華的指控，以表示抗議和為馬來亞華人正名。接著，陳嘉庚代表馬來亞華人將抗議備忘錄航郵寄送至位于倫敦的英國陸軍部。
陳嘉庚的社會理念具有很強的改革和探索精神，他認為“唔人以欲謀民族之復興，一切改革必須以力求其徹底。大而一國之政體，小而一身之衣服，舉凡悖理之法，皆宜以大刀闊伐而鏟剪之，務使全部皆呈新氣象，然后，復興二字始有足言。”他堅持身體力行，1950年回國定居后，依然十分關心國家前途和社會事業，通過自己的實踐和調查，在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社會主義改造到工業化建設等階段提出了許多有益的建議。
陳嘉庚一生服務社會，辛苦創業積攢的財富幾乎全部歸還社會，黃炎培評頌他“發了財的人，而肯全拿出來的，只有陳先生一人”。不僅出錢，陳嘉庚還堅持為社會做事，不求回報和私利，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做法對自己、對家人有些淡薄甚至苛刻，但他忠于國家民族，做了許多有益于社會和時代的事情。1949年陳嘉庚啟程赴京時，海外歡送會上贈其對聯“合公誼私情，送先生歸舟萬里；論勛勞物望，實中外在野一人”，實是對陳嘉庚服務社會的最好總結。
人格魅力是“嘉庚精神”的基石
陳嘉庚一生簡樸，年輕時奮力拼搏闖蕩，功成名就后堅持回饋社會，企業收盤后堅守內心的正義與真理，這一切源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在3年零8個月的日軍占領期間[TKKFF4] ，日本憲兵一直想抓捕這位長期與日本作對的東南亞最大的僑領，作為報刊上經常出現的名人，陳嘉庚能夠隱姓埋名輾轉于日軍的眼皮底下并非易事，包括南僑總會副主席莊西言在內的僑領、從前在手下工作過的員工、廈大和集美校友的努力等等，許多人為保護陳嘉庚作出了犧牲，這其中任一環節出現差錯，都可能給陳嘉庚招來殺身之禍。幸運的是，陳嘉庚堅持到了最后，并重新站出來領導南僑總會的工作。沒有崇高人格魅力的人是不可能得到這多人的無私幫助的。這魅力源于他為人處世的標準，即判斷一切事物的出發點都以是否合理、是否合義、是否合大眾要求為準。陳嘉庚的人格魅力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
誠信勇毅。陳嘉庚經商數十載，立足之本莫過于其早期替父還債所展示出的“信”。陳嘉庚父親破產時曾欠下印度商人10萬元的債務，按照當時法律父債是不用子還的，但陳嘉庚硬是苦心經營四年攢夠10萬元償還了父親生前的債務，這為他以后經商奠定了良好口碑，成為一生堅守的信條。“誠毅”也被作為集美的校訓，影響了一代代學子。以誠相待，敢于直言，“大躍進”時聽到家鄉群眾反映有人把正在使用的鐵床、鐵鍋拿去煉鐵，陳嘉庚調查情況后立即寫信向中央反映自己的意見，真正做到坦誠相見。[2]
正義氣節。抗戰時率南洋華僑慰問考察團，不顧蔣介石和國民黨集團的威逼利誘，“余憑良心和人格說話，絕不指鹿為馬”，尊重事實，明辨是非，不畏強暴，堅持以國家利益和民族大義為重，不負所托，歷時8個多月、橫跨半個中國15個省份，把自己的真實感受和客觀情況公之于眾，讓千萬華僑了解實情，也正是這種堅持，讓陳嘉庚贏得了華僑的信任和擁戴，挫敗了國民黨搶奪南僑總會領導權的企圖，維護了僑社團結。
儉樸率真。陳嘉庚一生節儉，生活樸實，對國民黨高層的奢靡腐敗深惡痛絕，對共產黨領導人的艱苦樸素敬佩不已，對貧苦百姓的困境感同身受。在陳嘉庚生意最成功的20世紀20年代，其生活仍非常樸實，子女背著他購買的圓山別墅，幾年后就被他賣掉以支付廈大、集美二校的費用。他到各地考察慰問時經常自帶行李，提前交代或登報婉拒一切不必要的應酬和宴請，把時間用在了解民生民風和當地的發展建設方面。陳嘉庚率真的性格，使他對鄉親的凄慘苦痛夜不能寐，要求撤銷福建省水路統運和撤換省府主官，幾乎將他完全置于蔣介石和國民黨當權派的對立面，但他決不妥協，直至1941年發動南洋閩僑總會開展“救閩”運動，最終迫使陳儀調離福建。
三、“嘉庚精神”的現實意義
當前我國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全球化進程中僑民和資本流通勢不可擋，海外6000萬華僑華人是溝通中外的重要橋梁和紐帶，這其中，“嘉庚精神”尤其珍貴。新時代繼承發揚“嘉庚精神”，就是要把遍及五大洲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不斷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共享和平發展成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貢獻力量。
發揚僑胞愛國愛鄉傳統，共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近代以來，華僑是最早走出國門“開眼看世界”的群體，他們在東西方文明的對比過程中深刻感受到國家富強、民族昌盛的必要性，源源不斷地輸入僑匯、投資、公益捐助甚至親自回國參與家鄉建設。以陳嘉庚為代表的愛國華僑，一生堅持以國家和民族大義為重，其愛國愛鄉情懷彪炳千秋，是我們砥礪前行的重要動力。
抗戰時期，陳嘉庚的慰問考察之行，正值國內抗戰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各方力量孕育成長時期，南僑總會主席的身份給了他深入觀察中國社會和政治力量的寶貴機會，能夠廣泛接觸到國共高層、普通民眾的不同聲音，大半生生意場上錘煉出的深邃洞察力和對國家、民族無私的關切，加上戰時各種問題易被放大，推動陳嘉庚形成了對中國問題的深入觀察和透徹分析，如關于國共兩黨、民間疾苦和中國發展的認識等，為之后的形勢判斷和決策主張奠定了堅實基礎，也使他的愛國愛鄉內容順應了歷史潮流。
新時代我們仍然需要發揚僑胞的愛國愛鄉傳統，尤其是近年來，海外華社的主體發生了變化，老一代華僑逐漸淡出歷史舞臺，華裔新生代在東南亞等傳統僑居地占據多數，高技術人才、新興富裕人士在北美、澳洲、歐洲等地不斷聚集，海外僑社出現多元化發展趨勢，只有不斷發揚愛國愛鄉傳統，才能更有利于促進中華民族向心力。
當然，愛國愛鄉的形式和內容需要與時俱進。當前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為海外華僑華人提供了新機遇，但中美爭端、新冠肺炎疫情、區域不平等等因素也讓華僑華人在居住國的發展并不平靜。因此，發揚愛國愛鄉傳統，華僑華人應更多在人文交流、民心相通等方面多做貢獻，為中國發展營造良好國際氛圍。
善于打破隔閡，促成團結共識
陳嘉庚生活的時代處于封建社會末期向現代社會過度的階段，當時社會民眾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社會視野有限，不同家族、群體、幫派利益交織，相互不理解甚至摩擦的情況時有出現。幼時的陳嘉庚曾親眼目睹過鄉里村社間相互械斗死傷數十人的慘劇，那時陳嘉庚的母親為消弭村民械斗慷慨捐輸平息了紛爭，這件事給后來陳嘉庚的成長帶來了重要影響。在1912年創辦集美小學和1918年創辦新加坡華僑中學時，原先自行創辦的分散的塾館、幫群之間存在巨大隔閡，統一辦學面臨許多困難。
辛亥革命剛一成功，陳嘉庚就滿懷盡國民一分子職責的熱情，返回家鄉想做點有益的事。當時國內新學教育體系是一個縣辦一所小學、一個省辦一所中學、全國辦一所大學，但全縣數十萬人口，有大量窮苦人家的孩子無法入學，只能依靠各村各房頭斷斷續續的私塾教育。集美社有2000多人，分為七個房頭，各房頭都辦了一個塾館，每個塾館有學生一二十人，教育很不成體系。但各房頭屢次械斗結下深仇，要想公辦新學并非易事。陳嘉庚反復懇切勸說各房房長，曉以大義，并表示愿意承擔建校費用，最終順利促成此事。
南僑總會是海外華僑社會團結的一個高峰，也是“嘉庚精神”的直接展示。早期華僑有地域、宗親、幫派等區分，現代更是各類僑團林立，表明上各類跨國跨地域僑團眾多，但真正超越地域幫派、成功把不同階層華僑聯合起來、同住在國和祖籍國當權者開展對話協商、對社會各界產生很大影響的僑團，恐怕只有南僑總會。這固然有日軍侵華、中國處于內憂外患等因素的烘托，但陳嘉庚的個人魅力不容小覷。現在發揚“嘉庚精神”，也應該把促成團結的能力發揚光大。
關心民間疾苦，關注社會建設
陳嘉庚關心社會百態，關心民間疾苦，可以說具有濃厚的現實情懷，他在《南僑回憶錄》中寫道：“而生平志趣，自廿歲時，對鄉黨祠堂私塾及社會義務諸事，頗具熱心，出乎生性之自然，絕非被動勉強者。”正是這種人生志趣推動陳嘉庚不計回報關注社會事務，并將此當作終生的追求和努力方向。作為商人出身，他很少談理想和報復，而是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進行考察，這對陳嘉庚的認識和主張影響非常大，他的很多想法和建議都非常深入并且具有現實操作性。
陳嘉庚在社會考察中注重實效，避免卷入黨派和利益紛爭，使其觀察和觀點更具客觀公正。國民黨曾邀其入黨，他婉言拒絕。在英屬殖民地時盡力維護僑團僑社的整體權益，憑借正義公道無私獲得華僑擁戴。避居爪哇期間，除《南僑回憶錄》外，陳嘉庚還撰寫了《住宿與衛生》一書，對社會民生進行思考和總結。回國定居之后，陳嘉庚仍很關注民間聲音，對社會經濟發展提出不少建議，如認為在福建投資建糖廠不很恰當，因為閩南地少且國外糖價便宜一半，福建更應該投資建紡織廠、麻袋廠等更需要的產業。[3]此外，在鷹廈鐵路、集美海堤、橡膠生產、博物院建設等方面也提出了建設性意見。
陳嘉庚對民間和社會的關注與投入，源于他對舊社會民間疾苦的痛心和對家鄉對國家發展的渴望，他對教育的投入是為了改變貧窮落后的思維，企業收盤后則利用自己多年對中西方社會發展差距的深刻觀察，提出了大量針砭時弊的主張。正如1940年10月福建一家報紙所言：“先生之周嵐也，絕不表面；先生之考察也，絕不尋常；先生之足跡，必能深入民間；先生之眼光，必能透視民瘼。蓋先生視察之對象在民，先生視察之目的為國。”道出了陳嘉庚一生透視社會、關注發展的崇高情懷，這對我們今天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仍然值得借鑒。
[1] 《陳嘉庚紀念文集》，中國華僑出版社，第277頁。
[2] 林一心：《高風亮節留人間》，《回憶陳嘉庚》，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年，第45頁。
[3] 朱立文編：《陳嘉庚言論新集》，廈門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27-28頁。
來源：中國華僑華人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