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緣起
自20世紀中后期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加速，以男性移民為主的傳統跨國移民模式發生了改變，女性移民開始成為國際移民浪潮的重要組成部分。根據聯合國移民署的統計數據，女性在全球國際移民中的比例不斷提升，2022年達到48%，成為不可或缺的半邊天。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中國的海外移民也逐漸呈現出“女性化”趨勢，女性移民的比例在一些發達國家已經與男性移民持平。非洲的中國女性移民歷史雖相對較短，但她們同樣是所在國經濟發展的深度參與者、中非經貿交流飛速崛起的共同推動者和中國形象在非洲的獨特展示者，是非洲華僑華人社會不可或缺的半邊天。目前，學界對中國女性移民已有一定程度的研究，但在地域上高度集中于發達國家和東南亞等傳統華人移民地區，較少涉及其他區域。非洲中國女性移民往往湮沒于以男性為主體脈絡的非洲華人移民歷史敘述中，在相關的綜合性論著和具體國別研究中極少被提及。因此，對非洲中國女性移民歷史和現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學術與現實意義。
近年來的國際跨國移民理論逐漸將女性移民納入其中，但對女性移民的角色認識仍不夠充分，或者說有三方面的顯著限制。一是女性移民作為傳統家屬的空間限制。在20世紀80年代前的國際移民理論中，基于“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化意識形態和家庭勞動分工，男性往往被認為是跨國移民的“養家糊口者”（bread winner）或主導者，女性則作為“家庭主婦”（homemaker），以妻子/母親的身份照顧家庭，其活動空間常常被固定在母國的家庭內部，在跨國移民過程中處于被動、不可見的位置。換言之，女性在角色上被限制于傳統家屬，在空間上被限制在家庭內部。二是女性移民經濟獨立性的限制。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跨國移民理論注意到女性在跨國移民尤其是跨國族裔經濟中的作用，承認女性隨丈夫跨國流動展現的經濟活力，但大多仍將女性移民的經濟活動視為她們在家庭內角色的外部延伸，亦即作為中小家族企業的免費或廉價勞動力，或僅從事家政服務、護理或制衣等高度女性化的服務類工作。女性移民雖然跨出了家門，但仍被限制在特定而狹小的經濟領域內——作為丈夫的經濟附庸或女性化的家政勞動力，而未被視為能夠獨立創業的經濟個體。三是女性移民企業家的行業限制。跨國移民研究一般認為，女性移民企業家在創業領域也面臨著性別化行業區隔，高度集中于餐飲、清潔和美容等服務行業。
本文選取非洲中國女性移民為主要研究對象，因為該群體能夠區別于以往以男性為主體的中國移民研究，且兼具歷史跨度和理論深度，能夠對跨國移民理論中針對女性的三方面限制進行回應、補充與完善。20世紀中期以來，非洲中國女性移民經歷了從傳統家屬，到工廠內生產線主管，再到獨立企業家的突破性角色嬗變，這既是她們個人奮斗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全球化和中國改革開放背景下歷史發展的結果。非洲中國女性移民走出家門，突破“家”對女性移民的物理空間限制，進入工廠與男性移民并肩工作；她們走向經濟獨立，突破性別分工對女性的經濟角色限制，進入企業家的創業行列；她們沖出服務行業，突破對女性企業家的行業限制，在貿易和制造業方面都有所建樹。
本文以尼日利亞作為核心案例進行分析。尼日利亞位于西非，人口數量約為2億，2022年國內生產總值約5000億美元，是非洲經濟總量第一大國和人口第一大國，也是中國在非洲的第一大工程承包市場和第二大出口市場，是“一帶一路”建設在非洲的重要支點。尼日利亞是西非華僑華人數量最多的國家，總數約為6~10萬人，在整個非洲僅次于南非。在尼中國女性移民的數量并無正式統計，但僅尼日利亞華僑華人婦女聯合總會中最活躍的、集中于拉各斯的女企業家群體就已達到近五百人，若將家屬、職員和其他城市的華人女性計算在內，其總數應能達到千余人甚至數千人，是一支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
本文的資料主要來源于2013-2024年筆者對尼日利亞中國移民創業經歷的訪談和追蹤觀察。其間，筆者曾于2013-2016年在尼日利亞先后進行了16個月的長期實地田野調查，對近200位中國移民和當地工人進行過深入訪談。本文直接引用了其中的30位受訪者資料，包括17位中國女性移民、6位中國男性移民和7位尼日利亞工人。同時，本文還使用了尼日利亞國家檔案館、當地報紙和駐外使領館等發布的一手資料。基于此，本文以尼日利亞中國女性移民為具體案例，并結合非洲整體情況，分析她們過去60余年在尼日利亞的發展脈絡，探究她們在空間、角色和行業上的突破以及所涉行業的全面拓展，從而揭示中國女性移民作為一支獨立的經濟力量在尼日利亞僑界發揮的重要作用。
二、空間突破：從傳統家屬到生產線上的“女師傅”
從19世紀中后期到20世紀中期，旅居非洲的中國移民大多為契約勞工、自由工人或小商人，他們基本都遵循著傳統跨國移民方式來到非洲，女性一般以妻子/母親的身份照顧家庭，極少走出“家”的空間限制。與非洲其他地區不同，尼日利亞第一代中國移民是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洲工業化和非殖民化的變革大潮下從滬港等地前往尼日利亞的，他們大多以企業家、工程師、技術工人和高級管理人員的身份在當地工作生活，有較強的經濟實力和社會地位。這種身份地位、經濟實力和所涉產業的差別，讓尼日利亞中國女性移民得以在傳統性別化跨國移民模式的枷鎖上打開缺口。有趣的是，尼日利亞中國男性移民在口述史訪談中對女性移民角色的敘述嚴格遵循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化家庭勞動分工模式，而當地工人則對她們的角色有著截然不同的評價。
（一）作為傳統家屬的中國女性移民
尼日利亞第一代中國移民絕大多數來自上海及其周邊地區，他們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陸續將自己在內地的工廠遷往香港，并以香港為基地向非洲大量出口相關產品，與非洲市場尤其是尼日利亞建立了緊密的經貿聯系。面對尼日利亞政府極具吸引力的招商引資政策，這些華人企業家們通過參加香港貿易代表團在尼日利亞的兩次實地調研后，在20世紀60年代初前往尼日利亞投資設廠，將自己在香港的機器設備、工程師、技術工人和管理人員整體搬遷到尼日利亞。他們最初主要投資搪瓷和紡織這兩大制造行業，并很快發展為尼日利亞搪瓷業和紡織業的龍頭，隨后逐漸向其他行業拓展。在此后的20余年中，以制造業工廠為主體，當地中國移民的數量增長至數千人，其中不乏女性移民的身影，但女性數量的多少則因敘事主體的不同而存在較大差異。
根據20世紀60-80年代就來到尼日利亞工作的中國男性移民回憶，當時赴尼的中國女性移民人數很少。他們指出，當時尼日利亞華人企業大多集中于搪瓷、鋼鐵和建筑材料等重體力勞動行業，且尼日利亞路途遙遠、條件艱苦，各大華人工廠均很少聘用華人女性到尼工作。因此，中國男性移民的妻子大多選擇留在香港照顧老人和孩子，只有少數會到尼日利亞陪伴丈夫。即便短暫陪伴丈夫到尼日利亞，妻子們也仍繼續扮演相夫教子的角色，將活動范圍固定在“家”的范圍內。那些陪丈夫長期駐留尼日利亞的中國女性移民，往往會被廠里安排從事清潔或后勤雜事類工作，以打發時間并能領取一定薪酬，但從未進入工廠的核心生產環節�？梢钥闯�，在尼日利亞中國男性移民的敘事中，華人女性在這一時期要么待在香港家中照顧老人孩子，要么到尼日利亞繼續相夫教子，要么在工廠這個更大的“家”中繼續著女性化的家政類工作，始終沒有擺脫傳統家屬的角色地位。
事實上，這類關于女性傳統家屬角色的男性敘事也是20世紀80年代前非洲其他地區中國移民歷史敘述的主流。無論是在南非、毛里求斯、留尼汪還是馬達加斯加，即便女性在這些國家中國移民中的比例已達到40%以上，但她們仍被禁錮于國內家中無法與丈夫團聚，或被限制在非洲新家從事家務，沒有突破傳統依附家屬的窠臼。
（二）生產線上的中國“女師傅”
男性移民敘事固然反映了20世紀80年代前非洲多數地區中國移民由男性主導的客觀情況，但如果單獨采信男性方面的口述資料，將不可避免地弱化或忽略中國女性移民所發揮的重要作用，而致偏頗。筆者在田野調查中接觸到大量曾為尼日利亞第一代華人工廠工作的非洲老工人，也從他們的口述中得到了在角色、數量和形象上完全不同于華人男性移民敘事下的中國女性移民認知。
根據多位尼日利亞老紡織工人的回憶，從20世紀60年中期開始，相當數量的中國女性移民就與尼日利亞工人并肩工作，在中資紡織廠的生產線上作為“女師傅”對后者進行技術指導。例如，一位名叫James Elaigwe的尼日利亞老工人從1968年起就為查氏集團在卡杜納的尼日利亞聯合紡織廠（United Nigerian Textiles Ltd.）工作，他回憶道：
那會兒在1968-1970年，所有生產主管都是中國人，包括一些中國女人。中國女人負責培訓我們紡紗，教我們如何做紗線和紗布，和我們一起工作。中國男人是機器維修人員，中國女人是生產線操作者……中國女人在紡紗上比中國男人技術更好。當我1968年剛來的時候，光在我的車間里就有3個中國女人，她們是我的師傅。
該廠的另一位尼日利亞老紡織工人Sanusi Ibrahim有著類似的回憶：
我跟中國人一起工作很久，他們對待工作非常認真。一開始，我在我的班次里和中國人妻子一起工作，這些中國女人甚至比中國男人工作得更好。到了夜班的時候，你覺得中國人妻子會進到辦公室里打瞌睡么？不，她們依然堅持在生產線上，我們一起在夜晚工作。一直到政府應工會要求改變政策之前，我們一直都和中國女人一起工作，她們是我們的師傅。
另一位名叫Frederic Abah的老工人則說道：
Veronica Cha，查氏家族的一位女性，她也跟我們一起工作。那時她們會走進工廠，跟我們一起工作，跟我們一起整理紗布，跟我們一起做所有的事情。
其他一些在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就開始為尼日利亞聯合紡織廠工作的尼日利亞老工人也有著類似的敘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關于尼日利亞中國女性移民的結論：第一，她們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曾作為培訓者、生產線主管和同事與尼日利亞工人并肩工作，且應有近百人甚至百余人的規模；第二，她們的紡紗技術比中國男性更精湛，得到了尼日利亞工人的普遍贊譽；第三，查氏集團在尼的女性高管甚至家族成員會放下身段進廠工作，與尼日利亞工人同甘共苦；第四，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由于尼日利亞政府對工人本地化的要求和對外國女性的限制，中國女性移民工人的數量逐漸減少，慢慢從工廠生產第一線中退出，轉向管理崗位。簡言之，20世紀60-80年代，盡管中國女性移民在男性移民敘事中無足輕重或僅限于傳統家屬的角色，但尼日利亞工人的敘事卻為我們提供了觀察中國女性移民角色的另一方面的寶貴史料和視角：相當數量（約百余人）的中國女性移民在這一時期突破了傳統家屬角色對自身的空間限制，走上工廠的生產線，以生產線主管或“女師傅”的角色參與到中資工廠的核心生產環節中，活躍在尼日利亞制造業生產的第一線，打破了跨國移民理論中性別化勞動分工的刻板印象。
三、角色突破：從受雇于人到獨立創業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和尼日利亞“經濟結構調整計劃”（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的全面展開，赴尼中國人數量不斷增加，并逐漸成為中尼貿易快速發展的核心推動者。如果說前一時期來自香港的中國女性移民突破了“家”的空間限制、走上了工廠的生產線，那么這一時期來自內地的中國女性移民則進一步突破了她們缺乏獨立創業能力、僅能受雇于人的角色限制，成長為貿易和服務業領域杰出的女企業家。
（一）中國女性移民貿易商的出現
在20世紀80年代末到21世紀初的中尼貿易快速崛起期，赴尼的中國移民大致可分為兩類。第一類與來自香港的第一代移民有較密切的聯系，到達尼日利亞后大多進入港資工廠體系內工作；第二類人數更多也更為活躍，主要是來自江浙沿海的個體商人，他們主要從事中尼進出口貿易和批發零售生意，同時也涉足餐飲、住宿、超市和娛樂等服務行業。對大多數來自內地的中國女性移民而言，她們并未像前一階段來自香港的女性移民或同時期的內地男性移民那樣進入工廠體系工作，而是選擇在尼獨立創業。她們最早投身的領域是當時異常繁榮的中尼貿易，在各大華僑華人集中的貿易場所都占據一席之地。
來自上海的于女士1989年就來到尼日利亞經商，是改革開放后最早一批赴尼獨立創業且與第一代華人工廠無關聯的內地企業家，也可能是改革開放后最早赴尼的內地女企業家之一。于女士最早在拉各斯做水管零件生意，將國內生產的水龍頭和三通等進口到尼日利亞銷售，后來改行從事餐飲業。來自浙江溫州的黃育真女士2001年到尼日利亞做貿易，先后在拉各斯的中國商城和尼日利亞大樓開設辦公室，以“前店后廠”模式，將國內家族工廠制作的鞋類產品進口到尼日利亞銷售，后來轉型做工廠和工業園。另一些中國女性移民則以拉各斯中國商城、尼日利亞大樓、FESTAC等商貿中心為據點，專注于貿易行業。例如，來自安徽蚌埠的馮女士2001年就到尼日利亞從事紡織品進出口貿易，并在拉各斯中國商城經營了至少15年時間。除馮女士外，拉各斯中國商城還有多位中國女性移民從事進出口批發零售貿易，拉各斯其他批發市場和尼日利亞其他主要城市也有許多中國女性移民貿易商出現。
（二）主導服務業的華人女企業家們
到21世紀初，隨著中尼貿易的飛速發展和在尼華人貿易商數量的快速增加，以其為主要服務對象的餐飲、超市、賓館等服務行業也迅速成長，而中國女性移民則在這些服務行業中占據了相當程度的主導地位，展現了極強的企業家精神。
華人女企業家們到尼日利亞后，迅速捕捉到當地華人餐飲業的發展機遇，不僅建立起多家中餐館，還通過艱苦奮斗，不斷調整菜品口味，擴大經營規模，增加餐廳功能，最終樹立了品牌效應。例如，2001年到尼的周君女士的創業經歷就頗具代表性。周君在剛到尼前兩年做貿易的過程中，敏銳地發現拉各斯當地的中國特色食品或餐飲產品極少，難以滿足當地中國移民的飲食需求。以豆腐和豆制品為例，當時中國移民在拉各斯很難買到符合口味的豆腐。于是，周君在2003年從國內引進了一套半自動豆腐生產設備，以自己租住的別墅院子作為豆腐生產場所，同時通過當地僑領和使領館在大型華人活動中積極宣傳拓展銷路，很快站穩了腳跟，當時做豆腐的利潤就可以達到單日100美元。到2005年前后，周君從單純制作豆腐轉向更具特色的中餐飲食，從國內引進專業廚師創立偏川菜風味的“周姐火鍋”。在之后的近20年中，周君并未滿足于單一的川菜和川味火鍋，而是相繼引入山東面點、廣式茶點、東南亞風味小吃和其他各色小吃，以滿足不同祖籍地華商的飲食需求。此外，周君女士還在最近一次裝修后將店名更改為“周姐火鍋——東南亞音樂餐廳”，該餐廳不僅能夠承辦150~200人的年會、婚慶和生日宴會等大型聚會，還會不定期邀請當地網紅歌手舉辦小型演唱會，并每周舉辦音樂沙龍，使餐廳的功能更加豐富，客戶群體也更加多元。紀曉輝女士在21世紀初到尼后，經過奮斗創業建立起“華韓餐廳”和“華韓賓館”，并在近幾年將客戶群體從中國移民擴展至尼日利亞中上層政商精英，將“華韓餐廳”打造為尼日利亞全國性的網紅連鎖店（已在全國開設7家分店），在當地社交媒體上擁有較高的知名度和良好的品牌效應。
此外，華人女企業家們的目光并未停留在餐飲業，而是探索出一套適合中國移民在尼需求的一體化經營體系，將餐飲、住宿、超市、診所、出行和證件服務等有機結合，提供一條龍式的服務。例如，周君女士在創業初期就將別墅內的其他房間出租給赴尼的中國商人，形成了家庭賓館和餐飲產品（豆腐）相結合的早期雛形，此后又不斷租賃更大的房屋，最終自建五層樓的賓館酒店，成為僑界知名的“周姐賓館”，提供地道體貼的餐飲——住宿——出行服務。至2023年初，周君女士已經在尼日利亞阿布賈和拉各斯等地開設了四家“周姐賓館”和三家“周姐火鍋”店，成為當地華人餐飲——住宿服務業的標桿企業。來自河南鄭州的穆瑞紅女士2002年來到拉各斯，迅速在貿易之外察覺到當地中國移民對生鮮魚類和中國超市的需求。于是，穆瑞紅就從當地市場挑選中國移民喜愛的魚類產品，直接送貨上門。經過不斷的摸索和消費者的反饋，她慢慢建立起了服務于當地中國移民的中國超市，提供中國移民喜愛的各類日常生活用品和生鮮產品，同時還開設華人診所和家庭賓館，建立起了超市——賓館——診所一體的服務平臺，并且進軍捕撈行業。近年來，穆瑞紅不斷升級自身的服務平臺，將賓館升格為三星級，診所亦覆蓋婦幼、牙科和體檢等更多領域，此外還購買土地，建設工業園區，為更多赴非洲辦廠的中國移民提供平臺和服務。
除了以上提到的服務行業女企業家之外，于女士的“紅房子”餐廳——賓館、黃女士的中國超市——賓館、許女士的榕榕園中餐廳和厲女士的麗園餐廳以及其他中國女性移民經營的餐廳——賓館——超市等，都在尼日利亞僑界廣受歡迎。她們不僅能夠抓住尼日利亞中國移民社區擴大的市場契機，進入餐飲或超市行業，更在行業內銳意進取、擴大經營、開拓創新，探索出符合當地中國移民需求的一體化服務體系，將多種服務領域有機結合起來，成功在尼日利亞站穩腳跟，成為中小規模華人服務業的主力軍。
四、行業突破：從貿易——服務業到制造業
進入21世紀后，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中尼經貿關系的進一步深化，尼日利亞的中國移民數量進一步增加，所涉足的領域也從貿易和服務業逐步拓展到制造業、礦業、農漁業、基礎設施建設和新科技產業，產業結構日趨多元。與此同時，華人女企業家也突破了中小型貿易和餐飲——住宿——超市服務業等所謂的“女性化職業”或創業領域的限制，向管理難度更高、資本要求更密集、投入更長期化的制造業等領域拓展。
（一）華人女企業家的行業跨越
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尼民間直接貿易不斷發展，并在21世紀初進入極度繁榮期。以拉各斯中國商城和尼日利亞大樓為代表，中國商品、中國商人和中國商貿場所，以“三位一體”的方式在尼日利亞徹底打響了“中國制造”的名號，讓進出口批發貿易成為當地中國移民從事最廣泛的領域。但是，中國商品在惠及當地消費者的同時，也對尼日利亞本土制造業形成了一定沖擊，引發了當地政府、制造商和工會的關注，并導致尼政府出臺了對進出口貿易的限制措施和對投資制造業的鼓勵措施。在這一背景下，不少華人女企業家從進出口貿易業轉行，跨越性別化的行業藩籬進入制造業。
黃育真女士是從貿易業轉入制造業的典型華商代表之一。如前文所述，她2001年到尼時主要從國內進口鞋類產品到尼日利亞銷售，但2004年尼日利亞政府突然禁止鞋類進口，其經營遭遇嚴重困難。隨后，她毅然決定從貿易業轉向半成品加工制造業。一方面，她在當地購買土地興建廠房；另一方面，她從國內進口鞋底和鞋帶等半成品到尼日利亞，然后在自己的工廠內進行加工制造，實現了從貿易到初級加工制造的成功轉型。除了自家的加工工廠，她還將自己建設的多余廠房租賃給其他中國商人使用，并提供后勤服務，形成工業園區的規模效應，逐漸建立起頗受當地華人信任的“維護工業園”。
來自江蘇徐州的柳箐女士是比較典型的制造業女企業家代表，其創立的“嘟嘟飲料”（Dudu Milk Nigeria）不僅在規模上不遜于同時期其他男性華商制造企業，而且在品牌知名度上得到了許多尼日利亞消費者的認可。1999年，柳箐第一次到尼日利亞進行商務考察，她住在華人貿易商集中的拉各斯中國商城，震撼于當地琳瑯滿目的中國商品，但沒有找到貿易方面的合適的切入點。在考察中，柳箐發現當地工業氧氣價格高、需求旺盛且產能有限，是一個絕佳的投資機會。于是，她從國內聘請了幾位經驗豐富的氧氣廠工程師，并再次前往拉各斯租賃土地、建設廠房、購買制氧設備和發電機，很快將氧氣廠開了起來。在氧氣廠運行過程中，柳箐克服了拉各斯供電不穩、部分員工偷氣、黑人會計私吞稅款、氧氣生產安全事故和強盜打劫等種種困難，獲得了頗為可觀的利潤，為后續轉型積累了資本。2005年，由于尼日利亞政府禁止飲料產品進口，使得本土飲料生產迎來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會。在此背景下，柳女士開始著手籌備飲料廠。2006年，其廠房建設完成并獲得尼日利亞國家食品藥品管理局的批號；2007年6月，產品成功投放市場。鑒于此前經營氧氣廠的經驗教訓，柳箐這次創業時不僅從國內引入了先進的飲料產品生產線、生產工藝和技術人員，更與深耕尼日利亞30余年的黎巴嫩商人法蒂深度合作，利用其在當地的關系網絡，順利解決了會計、稅務、工商、安全和勞資關系等諸多方面的難題，讓企業得以快速發展。嘟嘟飲料很快發展為尼日利亞知名的飲料品牌，其所生產的各類果汁、牛奶和酸奶制品等，均得到了尼日利亞消費者的認可，在各大超市的貨架占據一席之地。
除上述兩位之外，尼日利亞還有許多成功轉行至制造業的華人女企業家代表。例如，白妍女士1996年到尼從事醫務工作一年多后，經過調研決定投資開設氧氣廠，1999年氧氣廠正式建成投產，此后進一步拓展到乙炔、氮氣和氬氣等其他工業氣體生產領域，在尼成功經營了20余年。陸庭女士則在2006年到尼后和丈夫共同開設了一家光碟制造廠，產量最高時可達到每月500萬片左右。穆瑞紅女士近年來也著手購買土地，建設工業園，向實業進軍。
（二）“中國制造”出海非洲
近年來，中國企業越來越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尤其是非洲國家作為其全球布局節點和投資目的地。尼日利亞作為非洲人口和經濟第一大國，自然而然成為眾多中國企業的投資青睞國。不少華人女企業家在這一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體現了未來“中國制造”出海非洲的趨勢。
陳秀霞女士是最新一代尼日利亞華人女企業家的杰出代表，也是最近十年“中國制造”出海非洲的典型案例。陳秀霞是倬億國際集團董事長，該集團專注于在非洲為中國廠商進行專業品牌化運營，為國內制造業開拓市場、尋找投資機會。作為廣汽傳祺在尼日利亞的品牌運營負責人，陳秀霞在尼日利亞深耕多年，深諳當地市場的品牌運營方法，她不僅通過一般的車展活動提高廣汽傳祺在當地的知名度，還贊助了一系列尼日利亞民眾喜聞樂見的文體活動。如2017年《尼日利亞好聲音》第二季、拉各斯市馬拉松比賽、尼日利亞電影電視獎頒獎典禮和尼日利亞足球職業聯賽（尼日利亞足協史上首個官方汽車合作伙伴），讓廣汽傳祺及其明星車型在尼日利亞得到廣泛報道和關注。同時，陳秀霞還積極推動廣汽傳祺與拉各斯州政府共同設立汽車組裝廠，從汽車貿易向汽車制造轉型，真正讓“中國制造”走向非洲；她還與拉各斯州政府合作，建立拉各斯市的標志性公共出行網約車平臺“LagRide”，以千余輛廣汽傳祺汽車為基礎，改善城市出行，創造大量就業崗位，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為了表彰陳秀霞對尼日利亞發展做出的杰出貢獻，她在2021年6月被拉各斯州傳統領袖授予酋長職位，成為極少數在非洲獲得酋長稱號的華人女性之一，隨后又在2022年被尼日利亞權威報紙《先鋒報》（Vanguard）評為2021年尼日利亞年度人物（外國投資者領域）。
五、結語
20世紀中期以來，經過一次次突破性的角色嬗變，尼日利亞中國女性移民走出家門、走進工廠、走向獨立創業、走向多個行業，展現出了強勁的經濟活力和卓越的企業家精神，成長為當地僑界一支不可忽略的經濟力量。事實上，在尼日利亞全行業、各領域都能夠創業立足，并不意味著中國女性移民角色嬗變的終點，她們在當下也仍在嘗試新的角色突破。近幾年，尼日利亞華人女企業家以中國女性的獨特魅力，用更具親和力的方式向非洲展示著中國形象，積極在尼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樹立好中國形象，實現了從企業家到文化——慈善傳播者的又一次角色跨越。尼日利亞華僑華人婦女聯合總會于2017年3月正式成立，讓華人女性能夠以更具組織性的方式在尼日利亞開展各類活動。A她們先后舉辦或參加了尼日利亞“中國文化日”活動、尼日利亞海軍培訓中心中文班學院交流聯誼會、“關心尼日利亞兒童·華人一帶一路愛心行”慈善活動和尼日利亞國際婦女慈善組織的“小小世界”（Small World）慈善籌款晚會等，成為中尼文化交流的先鋒群體和中國在尼形象的展示窗口。
本文是對非洲中國女性移民歷史和現狀研究的初步嘗試，希望以尼日利亞中國女性移民的具體案例，展現其60余年的角色嬗變。但受篇幅、資料和敘述框架等限制，文章還存在一定不足，這也是非洲中國女性移民研究的普遍性困難。第一，在資料方面，無論是政府檔案、報紙還是企業檔案，非洲中國女性移民的記錄都較為缺乏，或是湮沒于以男性為主體的敘事中；第二，書面資料的缺乏更凸顯出訪談的重要性，但基于聯系的便捷性及受訪意愿限制，訪談對象往往會偏向社會活躍度更高的女企業家，而對女性家屬、女性雇員以及嫁給尼日利亞人的中國女性（Niger Wife）則關注有限或不方便展開論述；第三，在地域層面，有關非洲中國女性移民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南非，對其他地區的研究較少，值得進一步開拓。
（摘自：劉少楠：《非洲中國女性移民角色的歷史嬗變——以尼日利亞為中心的考察》，《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