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爾七肖像
抗日戰爭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抗擊外敵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勝利的民族解放戰爭。在這場規模空前的戰爭中，廣大華僑毀家紓難積極支援祖國抗戰，以各種方式融入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為抗戰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當時僑居菲律賓的沈爾七便是其中一位。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他毅然組織由海外僑胞組成的抗日義勇隊回國參加抗戰，用青春與熱血譜寫了赤誠愛國的生命贊歌。
海外救國 嶄露頭角
沈爾七原名沈慶炬，1914年出生于福建省晉江縣。1930年春，17歲的沈爾七遠離家門，到馬尼拉跟父親謀生。他先在一家華僑布店當店員，后又替兩家華僑小商店記賬。他白天處理賬務，晚上參加菲律賓華僑總工會屬下“青工俱樂部”的活動。由于表現積極，不久被選為“青工俱樂部”的執行委員。
出生于貧僑家庭，從小就過著困苦的生活，促使沈爾七在童年就有反對壓迫剝削的意識。此時，旅菲華僑職工的工人運動已有較大規模的開展，沈爾七很快接受進步思潮的影響。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三省，旅居菲律賓的廣大華僑義憤填膺，掀起了抗日救亡熱潮，血氣方剛的沈爾七投身其間，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沈爾七積極熱情，很快在斗爭實踐中嶄露頭角，被推選為總工會執委兼組織部長，負責在華僑職工中籌建印務、藤器、家器工會等群團組織，其中“菲律賓華僑家器工人聯合會”的人數最多，有著很大影響力。沈爾七以堅定、勇敢的斗爭精神，多次組織領導工人的罷工運動，贏得了廣大工人群眾的信任和尊重。
日本侵略者在華兇橫直進，中華民族危機日益深重，身居異國他鄉的沈爾七時刻記懷著祖國的安危。1934年5月，宋慶齡、何香凝等在上海發起組織“中華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呼吁全國同胞武裝自衛，驅逐日寇。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進一步號召海內外同胞奮起救國。旅菲廣大愛國華僑在許立等人的領導下，積極響應中共中央關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號召，決定成立“中華民族武裝自衛會菲律賓分會”(簡稱“民武分會”)，沈爾七對此極力贊成，并受命主要負責籌組工作。經沈爾七等人的努力，1936年初民武分會宣告成立，各界僑胞參加者達數百人，成為抗戰爆發前旅菲華僑中最大的抗日救亡團體，并出版會刊《民族戰斗》作為宣傳陣地。沈爾七出任民武分會秘書長，主持日常工作，經常帶領會員深入華僑社團、學校，發傳單、作演講，鼓勵廣大僑胞捐錢獻物，以各種形式聲援和支持祖國人民的抗日救亡斗爭。
民武分會的成立，有力打開了旅菲華僑救國事業的新局面。尤其是在當時國民黨駐菲總支部執行南京當局“不抵抗”政策，甚至壓制抗日活動的情況下，民武分會高舉抗日大旗，積極宣傳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意義，開展多種多樣的斗爭活動，對促進華僑愛國救亡運動的蓬勃發展，發揮了切實的推動作用。作為民武分會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沈爾七有著一份不可抹殺的歷史功勞。
勇赴國難 修書明志
1937年7月，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沈爾七在僑界大聲疾呼：“在國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際，無論國內同胞、海外僑胞，俱是炎黃子孫，皆應擔負救國重任。”他領導的華僑團體立即發起了一場組織慰問團、義勇隊回國抗日的運動，菲律賓的熱血華僑青年紛紛請纓回國參戰。為能早日奔赴抗日前線，沈爾七毅然承擔起組隊回國的光榮使命。
從發動報名到集中學習訓練，從思想政治教育到初步的軍事操練，從籌措資金到辦理回國手續，沈爾七與林漢民密切合作，有條不紊地帶領大家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經過一個多月的組織訓練，民武分會從來自菲島各地的60多名華僑青年中精選28名，組成“菲律賓華僑救國義勇隊”先期回國。義勇隊中有粵籍華僑6人，閩籍華僑22人，戴血民為隊長，余志堅為副隊長，鄭映明為政治宣傳員，沈爾七以民武分會代表的身份任總領隊。1938年1月18日，義勇隊肩負著菲律賓僑胞拯救華夏、抗敵報國的重托，踏上了回國的征途。各大報紙紛紛刊登義勇隊回國抗戰的新聞。
沈爾七給母親的家書
1月20日，義勇隊乘“江蘇號”輪船從馬尼拉啟程，于22日抵達福建廈門。這是沈爾七第一次回國參戰。義勇隊原計劃回國后即開赴莆田，與中共領導的閩中游擊隊匯合，挺進江南抗日前線。但是，此時閩中游擊隊已編為八十師特務大隊開至泉州，義勇隊北上抗日計劃的第一步也就無法實現，被迫羈留于廈門。廈門國民黨當局也屢屢阻撓，企圖“收編”這支隊伍。義勇隊遂改名為“菲律賓華僑回鄉工作團”，于同月26日印發《告祖國各界同胞書》，明確表示：“我們全體隊員在未加入祖國抗日武裝隊伍，奔赴前線與日寇直接血戰以前，決定先回到我們的故鄉閩南一帶，去報告菲島僑胞的抗日救國運動，并宣傳和鼓動同胞們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以最偉大的力量……來粉碎日寇進攻我們福建和整個中國的野心……我們無限懇切地要求黨、政、軍當局與各界同胞指導和贊助我們，使我們順利地完成我們回國的任務。”
1938年初，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閩西、閩粵邊、閩贛邊等游擊隊，奉命編成“新四軍第二支隊”。工作團沖破國民黨設置的重重阻礙，在中共地方組織的幫助下，從漳州乘汽車，于2月到達二支隊司令部駐地附近的白土鎮，受到新四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子恢、第二支隊司令員張鼎丞的熱情接待。
其時，新四軍為廣泛開展抗日宣傳工作，正組建新四軍戰地服務團。根據新四軍方面的意見，菲律賓華僑義勇隊改稱為“菲律賓華僑回國隨軍服務團”，沈爾七被任命為團長。從此，新四軍中增添了第一支愛國華僑力量。這些團員初到部隊，都是西裝革履，領帶涼帽，言談舉止多帶異國風味。如今，沈爾七團長頭一個脫掉皮鞋，換上草鞋，著一身新四軍軍服。不久，新四軍第二支隊從白土鎮出發，奔赴江南抗日前線。
部隊踏上了征程。意氣風發的服務團沿途不斷進行抗日宣傳。沈爾七一會兒打拍子指揮合唱，一會兒戴著破禮帽扮演漢奸，一會兒又吹起口琴為演員們伴奏，忙得不亦樂乎。他們的演出熱情風趣，逗得觀眾笑聲不絕。他們熱愛祖國的拳拳之心感染了沿途的群眾。一些青年看完他們的演出后，當場報名參了軍。
盡管熱情高漲，行軍對于僑胞們來說還是一個大難題，很多同志腳底打滿了水泡。沈爾七幫助大家背槍背包，跑前跑后進行鼓勁。從白土鎮到贛州，徒步行軍幾百公里，服務團無一人掉隊。在吉安總結時，全團一致評選沈爾七為“模范軍人”。4月中旬，服務團隨二支隊抵達皖南，葉挺、項英等軍首長親切接見了這批愛國僑胞，并給予熱情鼓勵。服務團被單獨編成一個排，沈爾七為排長，分至教導營接受正規的軍政訓練。此間，沈爾七修書告慰慈母，坦言胸中志向：
“兒為了革命——抗日救國，多年未寄分文到家，致母親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國，民眾將永無翻身之日。故兒愿犧牲一切奮斗到底。‘家中甚然困苦’，不言（可）知。望母親能以兒為光明事業努力，勿怪兒之不肖，并安心教養弟弟……”
三渡重洋 長眠東江
1939年初，為爭取菲律賓華僑更多的援助，新四軍軍部委派在民運部工作的沈爾七重返菲律賓，宣傳新四軍的抗戰業績及艱難處境，號召各界僑胞給予新四軍和祖國抗戰事業以更有力的支持。沈爾七抵菲律賓后，即和華僑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取得聯系，由其進行這方面的組織工作。他向各界僑胞介紹祖國抗戰形勢，闡述只有團結抗日，持久作戰，才能取得最后勝利的道理；發動僑胞捐獻財物，支援前方將士；號召愛國青年回國參戰，打擊日本侵略者。他的宣傳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旅菲僑胞又一次掀起捐款獻物和報名回國參戰的熱潮。
很快，以王西雄為團長，沈爾七為政治指導員的“菲律賓各勞工團體聯合會回國慰勞團”正式組成，籌集了僑胞制作的錦旗，捐贈的款項、藥品、醫藥器材等，并且購置了一套銅管樂器。1939年5月，慰勞團一行離開菲律賓，三日后抵達香港。鑒于香港與大陸的陸路交通已為日軍所阻，慰勞團取道海防、河內，從鎮南關進入廣西境內，經湖南衡陽，轉赴江西上饒。行軍路上，沈爾七以自身經歷堅定團員們的意志，并以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故事來鼓舞大家。1939年7月底，慰勞團克服了種種困難，到達上饒。當時葉挺軍長正在上饒，立即接見慰勞團全體成員，并派專車將他們送到涇縣云嶺的新四軍軍部。這是沈爾七第二次帶隊回到祖國。
慰勞團深入前線，打著“洋鼓”，吹著“洋號”，很受部隊和老百姓的歡迎。勞軍后，全體團員加入新四軍，編入軍部教導總隊。他們帶回的銅管樂器則贈送軍部，并幫助訓練新的樂隊隊員。沈爾七被安排在以培訓營團級干部為主要對象的第九隊學習。據當時任第九隊黨支部書記的王直同志回憶：沈爾七在學習中積極勤奮，刻苦鉆研，不怕勞累，進步很快，曾受到黨支部的表揚。1940年4月，因前方急需大量干部，他和第九隊大部分學員分配到江南前線。在蘇南前線，沈爾七參加了西塔山戰斗，在戰斗中還幫助搶救傷員，積極做宣傳鼓動工作。8月間又參加了保衛鎮保公路的戰斗，他跟著伏擊隊做宣傳工作，隨部隊勇敢沖殺。由于他作戰勇敢積極，戰斗結束后，被任命為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治部副科長。
1940年10月，江南指揮部成立了江南四縣（句容、溧水、鎮江、丹陽）總會，沈爾七被調到總會政治部工作。根據形勢的發展和具體情況的需要，組織上決定讓沈爾七再返菲島，發動僑胞對新四軍進一步的支持和援助。1940 年冬，沈爾七取道上海、香港再次返回馬尼拉。由于他在菲律賓華僑工人中素有威望，返菲后曾一度出任菲華勞聯會秘書長。當時，“皖南事變”在海外華僑中引起了強烈反響。沈爾七以他兩次回國的親身見聞，用生動有力的事實，駁斥了國民黨方面對新四軍的詆毀和誣蔑，宣揚新四軍、八路軍真誠抗戰、奮力救國的偉大業績，對于進一步在僑胞中澄清事實，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抗戰到底的信心，起了良好的宣傳效果。
由于國內局勢復雜嚴峻，日軍又在加緊推行其南進政策，太平洋上空戰云密布。沈爾七身在菲島，心在前線。1941年11月，他第三次告別菲島僑胞，啟程回國。先在香港作短暫停留，然后由香港八路軍辦事處介紹，于香港淪陷前進入廣東省東江游擊區，投身于祖國南陲的抗日疆場。
毛主席簽發的光榮證
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把沈爾七分配在王作堯所部的第五大隊，擔任第二中隊政治指導員兼黨支部書記。當時，東江游擊隊面臨著日、偽、頑三方面夾擊的嚴重局面，環境十分嚴峻。1942年年中，沈爾七因負傷并積勞成疾染上肺結核住院治療，并兼任總隊醫院（鐵崗醫院）指導員。同年11月，國民黨頑固派調集187師一部，趁我軍主力轉移之機偷襲陽臺山區的鐵崗醫院，制造了“鐵崗事件”，殘殺數十名傷病員和醫護人員。沈爾七在敵人的偷襲面前臨危不懼，組織部分傷病員掩護大隊伍突圍，在戰斗中壯烈犧牲，時年28歲。
熬過寒冬的人，最知太陽暖；遠離祖國的人，最覺黨的親。從離家到犧牲的十二年里，沈爾七不辭辛苦，三渡重洋，凝聚起海內外共赴國難、共御外侮的抗戰力量。他用年輕的生命，踐行了“為抗日救國的光明事業而犧牲一切，奮斗到底”的誓言。山河為碑，歷史作證；斯人逝去，精神永存。如今，偉大的抗戰精神早已成為海內外中華兒女的精神底色，薪火相傳、歷久彌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