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清政府視華僑為海外棄民，一直沒有護僑觀念與機構。晚清內憂外患，經濟凋敝，與外人爭利的商戰觀念興起。政府逐漸認識到僑民在海外的商業力量，故試圖招徠僑商回籍興業，藉此與外人競存。為爭取華僑，政府有意設置護僑機構。廈門是漳泉數百萬僑民出入的口岸，護僑更顯迫切。為保護回籍僑商，興泉永道惲祖祁于1899年創建廈門保商局，作為護僑機關。
受限于史料與研究視野，既往相關研究對廈門保商局雖有所涉及，但專論鮮見，精細研究仍有待努力。本文擬以海內外相關報刊、檔案為基本材料，分析晚清政府創建廈門保商局并予以推廣的原因與目的，探討廈門保商局護僑舉措的成敗得失，揭示其屢經整頓卻未見起色的癥結，從而管窺晚清新機構在舊體制中運行的實態。
一、廈門保商局的籌建與推廣
近代以來，西人東侵，革命風行，清廷深陷內憂外患，對華僑的態度與政策隨之發生轉變。1893年，清政府廢除海禁政策，宣稱要保護華僑的利益，標志著清廷“以政令的形式明確肯定了歸僑同國內人民享有完全相等的權利”。
（一）政府籌議設置護僑機構
甲午戰敗后，國人欲發展工商業。時人認為僑商“類能居積致富”，且“于貿易、制造一切利弊皆洞悉無遺，果能源源歸來，資其心思財力，實足興商務而禆時局”。然而，國人陋習難除，回籍華僑屢遭胥吏、族人欺辱，視回鄉為畏途。閩籍御史陳璧奏，“閩、粵商民出洋回華，汕頭、廈門等埠地棍，串通關卡書役，拘留勒罰。到籍后復有蠹吏劣紳，朋比訛詐，魚肉百端”，請飭嚴禁。1895年7月27日，光緒皇帝上諭，著沿海各將軍督撫“立即嚴行禁止”，倘若州縣沿襲舊習，不認真查辦，“即著從重參辦”。
閩督邊寶泉奉諭，告示稱“查廈門海關有衣箱館名目，出洋回華者多被勒罰”，經本部堂在兼署福州將軍任內禁革，此次再行示諭各關卡書役“不準留難苛罰”。商民回籍，紳民“毋得訛詐欺凌”，如有違背，一經發現即按律嚴辦。然而，福建當局沒有指定機構執行護僑新政策，南洋華僑對回籍興業大多“抱著謹慎的態度”。
是時，商戰觀念興起。為籌集資本興商，兼辦保商，部分直省設立商務局。1898年6月12日，光緒皇帝諭令各省會設立商務局。由于振興商務事關利權，旨在富強，戊戌政變后各省仍在推廣。且康梁出走海外，繼孫中山等革命黨之后，鼓動華僑參與國內政治，輿論直指“慎防逆黨煽惑海外華人”。為爭取華僑，政府有意設置專門機構，護僑興商。
1899年1月19日，惲祖祁接任興泉永道。惲氏以通經濟得官，次日即宴請廈門十途郊紳商，商議在廈創設商務局。有消息指出，去歲廈門各商曾請德國駐廈領事保護，廈門官憲“自知治理不善，未能體恤商艱，聯絡商情”，故設局衛商。3月26日，閩督許應骙籌辦閩省經濟折稱，南洋僑商“特因回里者多被官紳魚肉，遂致裹足不前”。為興商務，亟宜設法招攬。清廷朱批，“即著因地制宜，切實舉辦”。
其時，廈門出口的大宗商品茶葉銷路不暢，商務驟衰。惲祖祁欲振興商業，引僑商回鄉是為數不多的選擇之一。鑒于廈門為漳泉華僑的出洋通道，惲氏邀汀漳龍道榮堃合議，將商務局改為保商局。該局以擅長洋務的前署廈防同知駱騰衢為總辦，前臺灣道林鶴年、候補知府傅政、提舉銜分省通判錢宗漢、同知銜楊廷梓為局董，擬于1899年4月10日開局。因閩督許應骙對駱氏另有任命，其于4月17日赴福州。4月19日，惲氏委任保甲總局委員梁淇祥主持保商局。
廈門保商局開局不順，惲祖祁和榮堃稟許應骙，稱擬改于5月10日開局，由5月7日重返廈門任稅厘局提調的駱騰衢總理局務。惲氏、榮氏又稟許氏代奏立案，稱漳泉陋習俗稱僑民為番客，現今在外洋者不下數十百萬，“且多擁巨資，慷慨重義”。近時南洋閩粵商幫，“捐集巨款，賑濟內地者已可概見。果能維持調護，行見人心固結，泉貨流通，此富強之上策也”。惟出洋者回籍，竟遭胥吏、族親、鄰里欺辱，以致“倉皇出走，永淪異域”，殊失保護之道，故請設保商局。
5月13日，許應骙批準廈門設立保商局護僑。其又代奏立案，稱查閩籍僑民夙稱殷富，平日急于公義，“可見桑梓之鄉時刻依戀，只以種種擾累，遂觀望不前，亟宜設法保護”。近來開礦、筑路等事，往往因資本不足中輟，“如該商等回華當有所資藉，且寄居外洋日久，利弊皆洞悉無遺，尤屬事半巧倍”。故擬設廈門保商局，飭屬下認真辦理，嚴密稽查。顏清湟認為，許氏支持并敦促建立保商局，意在通過設立護僑專門機構“實行新法規”，吸引華僑資本在福建采礦、筑路，“以抵御西方和日本資本的滲透”。
廈門保商局籌辦之際，署新加坡領事劉玉麟致函許應骙，請飭興泉永道、汀漳龍道“責成地方官實力保護，不準蠧吏土惡恃蠻逞兇”。若僑民得以往來自如，“即將來內地各項振捐，亦可冀其踴躍，不致藉口無于，相率袖手，似于行商、賑務兩有裨益”。5月17日，許氏回批謂，兩道稟請在廈門設保商局“招致出洋商民”，業經批準，“將來奏咨立案，仰即遍諭各華商放心回里”。
（二）廈門保商局的設立與推廣
1899年5月19日，廈門保商局正式開局，以惲祖祁和榮堃為督辦；駱騰衢為總理，兼提調局務；司事二人，即署廈防同知古祖蔭任會辦，梁淇祥任收支委員兼管商務；傅政、錢宗漢、楊廷梓為紳董。廈門保商局的創建，備受海內外期待。《中外日報》稱其“事權悉歸商家，官不與聞”，且將議定章程“刊印成書，分送各號，以便周知”。南洋僑民則對保商局能否切實提供保護，仍心存疑慮。新加坡華文報紙《叻報》指出，僑民多“以為保商局雖設，尚恐仍屬虛文，故又有節外生枝，逕欲投訴總署之舉。不知筠帥之設是局也，業已煞費苦心”。
廈門保商局是在舊體制內新設的僑務專門機構，故“頭緒紛繁，未有條理。即郊戶所舉紳董，仍多進退未定”。5月23日，榮堃至廈門，與惲祖祁會商保商局正式章程與局務。其議定漳泉客商赴菲律賓，“向例到西班牙駐廈領事給照，每名許費洋銀七元。今則由保商局代往給照，僅費洋三元五角。”至于由外洋回鄉的僑商，“應納餉稅者均由該局代為完繳，即派局差護送，駁艇載歸鄉里，永免關役截途披檢，致滋擾累。”
5月24日，光緒皇帝上諭，準許應骙在廈門設立保商局，“遴選公正紳董，妥為經理”，凡華僑回籍“均令赴局報到，即為之照料還鄉。倘仍有各項擾累情形，準受害之人稟局，立予查辦，以資保護而慰商氓”。消息傳到南洋，《叻報》評論稱，前奉許批廈門已設保商局，“而閱者猶疑，謂此舉乃筠帥一時之意，飭屬設立，恐承辦者輕視此事，循例奉行”。讀諭旨“始悉此事已由筠帥上達九重”，且“系屬官督商辦，想生斯長斯者必深明此中弊竇，既肩是責，自必有以杜絕澆風者矣，我儕洋客又乃勞過為惶惑也哉”！
惲祖祁與榮堃為推廣保商局，致函外洋各埠華商首董。函稱經督帥奏請，皇上諭旨在廈門設立保商局，以除到埠需索、回籍刁難等弊竇，并發給華僑護照隨身攜帶，“到處可向官衙呈驗，聲請保護。若地方官吏有意欺壓，并準赴保商局訴明，代為申理”。現已頒布試行章程，“乞查收分散，務使中外聯絡，商民無隔閡之情，官民上下無乖暌之事”。兩道還將保商局章程呈出使各國大臣，飭所屬領事、董事及甲必丹等遵守。
為吸引僑商回籍興業，御史潘慶瀾奏“請飭海疆各省一并推廣”保商局。5月31日，光緒皇帝上諭，著沿海各將軍督撫“查照福建保商局章程，遴選公正紳董，妥籌辦理”。時論指出，經保商局定章保護，僑民回鄉“擾累之情可以無慮”。但其久居外洋，“親戚故舊之暌違，飲食起居之不便，遲回審顧亦在意計之中”。因此，政府須派素有名望又善于辭令之人，前往外洋游說，“諭以尊親之義，動以桑梓之思，庶故國之念油然而生，即或一時未必遽回，而情誼既孚，他日有事亦可為指臂之助”。
推廣保商局的上諭頒布后，6月15日，惲祖祁與榮堃向南洋各埠發出告示。告示稱，接保商局立案、推廣的上諭，特“為此示，仰中外各埠華商一體遵照，毋得懷疑觀望”。沿海各地奉諭，紛紛籌設保商局，如粵督德壽在廣州設廣東保商局，惠潮嘉道沈傳義設汕頭保商局等。
二、廈門保商局的護僑興商舉措
為護僑興商，廈門保商局制定《保護回籍華商章程》，排除華商回鄉阻礙。該章程共十八條，具體措施有：保商局換給護照；整頓雙槳船，給予編號，官定船價；加派巡船；接引住宿，價格官定；夫役登記；緝拿慣于盜竊者和匪徒等。同時，其告示稱閩籍僑商回鄉，“如仍有以前各情弊，準受害之人來局陳明，立予查辦，決不姑容。”廈門保商局基于章程，多方設法護僑興商。
（一）辦理出洋僑民護照
華僑由廈門出洋，例由各國駐廈領事發給護照。其收取不菲的護照費，既侵占中國利權，又增加僑民負擔。廈門保商局成立后，因不是政府常設機構，缺乏日常經費，籌集經費成為開局的關鍵。
適值閩南僑民的重要聚居地菲律賓，由西班牙轉屬美國。廈門保商局紳董稟請美國駐廈領事巴詹聲（Anson Burlingam Johnson），稱華僑由廈赴菲律賓，此前由西班牙領事發給護照，“每名洋銀六元有奇”。現各島屬美，“議將此款提出一半以充局費，嗣后各客須先到局領票，然后到領事署換給護照，以便稽查而資保護”。實際上，1898年菲律賓成為美西戰爭的戰場后，華僑紛紛回國暫避。美國控制菲律賓后，鑒于華僑在菲律賓社會經濟中的重要作用，9月20日，助理國務卿希爾（David J.Hill）建議巴詹生，可以由廈門的相關部門，“為有意愿返回馬尼拉的中國人簽發護照”。巴詹聲接到廈門保商局紳董的稟請后，復稱華僑赴菲律賓，“必先請一保人，先投保商局，聲明系往該埠貿易營生，并無作兵為匪情事。由保商局帶往美領事署填寫護照，再由道臺用印給執為據。”1899年7月5日，巴詹聲向國務院報告，華僑一直積極詢問“在菲律賓的法律地位和事務”，并強調“欲返回馬尼拉的中國人需要接受檢查，并在被仔細盤問之后方能領取護照”。經過反復交涉，雙方議定華僑赴菲律賓收取七元護照費，由美領事館和保商局各分三元五角。
廈門是閩南僑民出入的主要口岸，經此赴菲律賓的華僑為數甚多。廈門保商局收回辦理護照費的利權，每年可收數萬元。穩定且數量可觀的經費，除保障保商局局費與護僑勇費外，還有余裕。
（二）保護華僑回籍興業
華僑回鄉抵廈，積弊有二。其一，廈門港無輪船碼頭，回籍華僑需坐劃船登岸。劃船船夫趁機“每人索洋一元、二元不等”，若遇“單身孤客，行李沉重，彼乃將劃蕩至嶼后僻處，謀財害命者有之，聚眾劫搶者有之”。為此惲祖祁將劃船編號，“如有欺辱等事，準坐客赴保商局指名喊冤，以憑懲辦”，并擬修建輪船碼頭，備船客自行登岸，作為治本之策。其二，廈門各關卡遇華僑“隨帶箱籠零物”，即藉端勒索。惲氏諭令厘金局、海關，華僑“所帶箱籠什物，不準海關巡丁開箱啟驗，亦不準厘局查看其隨身零物”，且由廈門保商局派局丁幫助看護行李，送往客棧，“以免船夫、關卡之苛索”。
廈門保商局的護僑措施雖已實施，但國人積習難改。如南安縣李端往來新加坡，“歲獲巨資”。泉州標營外委莊建標及中營營官張某向其“借錢”不遂，誣陷為匪，兩次帶兵赴南安緝捕。李逃匿新加坡，但房屋被燒，宗族被勒索數千銀元。李氏族人告至道署，惲祖祁上報許應骙，許氏飭榮堃暗訪查拿。清廷、各級政府以及廈門保商局為護僑，形成的官文、章程等不下數萬言。護僑措施亦“可謂無美不臻、無微不至”，卻收效甚微，被華僑與輿論斥責為一紙空文。《檳城新報》稱，僑民回鄉“豪紳之訛詐如故，豪棍之欺噬如故，胥吏衙役之苛勒需索如故”。
1899年9月，惲祖祁因廈門日租界劃界沖突，與延建邵道延年對調。在護僑興商的輿情壓力之下，延年仿招商局章程，籌辦南洋輪船公司，擬在菲律賓、新加坡等埠搭客載貨，以收回利權。其將廈門島燕尾港劃歸保商局，官督商辦修建碼頭，待南洋輪船公司辦成，即撥歸公司管理。并稟許應骙，“請撥船廠官輪數艘，為輪船公司之用”，許氏“批準將琛航、靖遠二輪附入，并飭將招股及公司一切章程，速議送閱，以便核奪”。
振興商務致富強，需要廣集資本。延年認為國家經費有常，當“以群力振國勢”。因此，其指示廈門保商局仿香港商會條約，“取其以商保商，以商衛商之法”，制定《廈門保商局籌擬振興商務條款》。該條款闡釋設立輪船公司的意圖及其與保商的聯系，稱“今保回華之商，而不恤在遠之商，則其氣不貫，故必以商輪為首義。恤遠商而不立其政，有商政而不阜其財，則其氣仍不振。次設商會所以立政也，又次設公司所以阜財也”。
三、廈門保商局的整頓與改制
廈門保商局號稱官督商辦，實為官辦。其承襲官場積弊，官冗吏濫，靡費公帑，充斥衙門習氣。光緒皇帝深知華商回鄉受辱，皆因地方官不能著力保護。若官辦保商局，“難保不多方刁難，仍踏從前積弊”，故諭令公舉紳董商辦。不料惲祖祁為安頓親戚故舊，“竟爾顯違諭旨”，以致保商局內大半皆官場中人，即有一二紳董“亦不過備位充數而已”。此等人員“得此局差，不啻餓虎見肉。方且謂回籍華商俱系囊資豐裕，稍沾余潤，下半世衣食便可無憂，安得不故意刁難”。惲祖祁離任后，其看重的駱騰衢，稟請回任本職平潭廳同知。延年則在接任次日，即委李鐘鯉接辦保商局。人員的頻繁變動影響了保商局章程施行的連貫性，且人員冗雜，辦事效率低下。
此外，廈門保商局的另一癥結在于經費依賴于赴菲律賓華僑的護照費。巴詹聲早已后悔與惲氏達成的分利協議，于是趁保商局局務交接之際，將護照費全部收走。輿論傳言，廈門保商局“無款開銷，聞將有停辦之說”。為維系保商局，延年與巴詹聲進行交涉，但久無結果，局費無以為繼，故將保商局移至史巷厘金局內以節省房租，又暫停發放司員、幕友、巡丁三個月的薪水。
華僑赴菲律賓護照費，利益頗巨。《叻報》報道，廈門保商局司事姚泉甫串通裕記洋行稟請延年，裕記洋行包辦該費用。1900年1月，該洋行出面與巴詹聲交涉，將赴菲律賓華僑護照費加收三元五角，作為保商局局費。2月，其開始收取護照費，加收三元五角以外，竟收取雜費，“每年可得余利鉅萬，均由姚與該洋行及支應某員三股均分”。李鐘鯉甚至將保商局收取的護照等費，“大半付之狎妓、飲酒、賭博，花費無存”。
積弊難除的廈門保商局，局務萎靡不振。1900年8月24日，日軍登陸廈門，加上“疫癥盛行，死亡相繼。西人預防傳染，禁止各輪船，不準在此載客”，廈門保商局暫停辦理局務。是年深秋，時局穩定，疫病退散，其恢復活動。為切實護僑興商，廈門保商局亟需整頓。
（一）整頓人事，變通開源
1900年12月，署興泉永道徐乃秋委任劉谷生為保商局提調，令其切實進行整頓。劉氏上任后，裁撤冗員“以節靡費”；查核護照費，“盡數呈繳”；接見商家咨問情形，禁止門丁“收取分文”。至于僑商請辦之事，“可辦者當為照辦，其有情節較重者或稟道核奪”。其又出告示，謂華僑回籍攜一千元以上者，抵廈時可自愿報明，“移知沿途地方官派差護送”。
1901年1月29日，清廷宣布施行新政。福建地瘠民貧，為籌集推行各項新政事業的費用，許應骙對華僑資本寄望甚重。6月，其面飭延年切實整頓保商局，以招徠僑商。延年遂“將該局舊有員司人等一律更換”，并委任鄭熙為提調。其認為，按照慣例保商局只收取赴菲律賓華僑的護照費，但“現當帑藏空虛，擬一體推廣”。據此，廈門保商局收取由廈門出洋的華僑護照費每本二元。
廈門保商局涉及的利益不止護照費，如廈門人吳越彥稟許應骙，擬辦渡船公司專營華僑回廈輪渡，每年認繳銀一萬元。許氏拒其所請，并令保商局派勇護送華僑回籍。因興泉永道向無衛隊，許氏撥兵一營歸延年節制，旋即特準其招募親兵一旗，以便護僑。
庚子后，閩省庫款奇絀，廈門亦公用不足。為籌集各項新政用款，延年改訂保商局章程，規定由南洋入廈的僑民每人抽洋一元。其照會各國駐廈領事，自舊歷五月起執行，“各領事允為照辦”。經費寬裕的保商局，置辦內河巡船十四艘以護僑。7月15日，《鷺江報》稱贊延年每日到保商局，“知此后回華商民于保護事宜，當益形便利”。
限于人力、觀念與機制，廈門保商局難以保護數量龐大的回籍華僑周全，劫難屢見不鮮。僑民林超英等與洋行豐昌等上書外務部，稱海盜猖獗，不敢言歸。且報至廈門保商局，“仍然不管，不知設此局何用乎？”11月23日，有僑商雇船回海澄，至大嶼頭遇“賊船兩只”，幸為防營驅走。其后，團練查獲匪徒六人，請按律斬首。《叻報》稱，不設保商局，華僑“尚在中途戒備，抑或不敢言歸，此猶不致大誤”；既設保商局，不僅不能護僑，“甚且從而魚肉”。更可恨的是拿獲盜賊，官員“得賄則縱之”，是謂“官不保民設官何用，貪官縱盜民何愛官”。
外務部將稟文轉咨許應骙，飭延年查復。延年稱保商局護僑“雖不無疏忽之處，亦已煞費苦心”。其具體措施有，先責鄉族長“約束不嚴”；購置快艇，自制火船巡查；設駁船數艘，杜絕小船苛索船費；抓獲數十海盜，經訊問大多就地正法，釋放的個別海盜則因“訊非正盜”。至于大嶼海盜，“必須訊取確供，方能稟辦”。
在朝廷與輿情的壓力之下，廈門保商局特造八槳快船一只，護送僑商回鄉。且在廈門港“設立巡船兩艘，另雇大船三艘”，專門接載華僑及行李上岸。但廈門內港紛歧，盜匪易于隱匿，水陸劫案頻發。《新聞報》稱，“推原其故，皆由地方官防范不嚴，捕務廢弛”，以致匪徒肆無忌憚。
（二）改隸商政局
廈門保商局幾經整頓，積弊難改。晉江籍御史葉題雁參其開局四年，“出入款目并未造報，所設局勇大都有名無實”，請飭嚴查并“另定章程，實力整頓”。署閩督崇善復奏，查廈門保商局被參各款，并無切實證據，“惟按月進出款目，并不造冊通報，不無濫支、濫用”。延年督辦局務，“一以委之鄭煦、楊榮忠，紳董則徒擁虛名，進出款目不能過問，又未造冊通報”，請旨將其“交部議處”，楊革職，鄭“以縣丞降補”。鑒于官府委員辦理保商局，“既與商民隔閡，情詣不孚，應即概行裁撤。將保商局附入擬設之商務局”，選舉士商信服的公正紳董辦理。1903年12月4日，清廷上諭，延年、鄭煦、楊榮忠按奏處置。商部行文崇善，奉旨廈門保商局由官辦改為紳辦。崇善接旨，命候補道黎國廉督辦保商局、廈門稅厘局提調張兆奎兼保商局提調，紳士林維源、陳耀秋等四人相助。
同時，商部據南洋各埠漳泉籍商董稟文，奏稱廈門保商局“辦理不善”。其委員、司事等“半支乾修”，“投訴不理”，往來“任意勒捐”，領執照“多方留難”。請飭沿海各將軍督撫，“一律妥定章程，切實辦理，保護華商”。12月22日，清廷上諭，稱華商回籍“種種積弊，成何事體。亟應嚴行查禁，認真整頓，實力保護”。商部奉諭，咨沿海各將軍督撫切實保護回籍僑商。
1903年12月24日，福建商政局開局。署閩督李興銳奏，應于福州、廈門兩處通商口岸各設商政局。其中，候補道、署興泉永道黎國廉為廈門商政局總辦，候補知府張兆奎為提調，“原有之保商等局，均改隸商政局辦理”。廈門保商局在華僑的吁請下改隸商政局，“這一事件反映了閩南僑商保護自身權益的集體抗爭能力，對此后閩僑聯合干預僑鄉事務具有深遠影響。”
鑒于朝廷迭次諭令，商部屢屢咨文，黎國廉清查廈門未領牌掛號劃船，保護回籍僑商。1904年4月1日，清廷上諭，黎國廉政績可觀，傳旨嘉獎。其實，黎氏忙于政務，護僑多由張兆奎辦理。7月25日，《新聞報》稱，張氏“頗能破除官場積習”，與商人接觸“禮貌融洽，各商咸悅服，故所辦商政大著成效”。因此，李興銳電其“上省，另有要委”，廈門商政局提調則由丁憂期滿的駱騰衢接任。至于廈門商政局的護僑舉措，《叻報》的評議較為公允。其稱僑商歸國，每為漳泉匪徒欺凌，“自設保商局以來此風稍殺。然官府耳目難周，棍徒仍無忌憚。”
廈門商政局由李興銳委任候補道府各員擔任總辦、提調等差，使其演變成“局為官設”的局面。官辦性質沒有實質性改變的保商局，積弊甚多，尤其是貪腐劣性難改。8月，黎國廉就遭葉題雁彈劾革職。又有御史參廈門商政局年“進款十余萬金，報諸公者僅四萬余金”，余者皆為督辦、提調及紳董等“私自分肥”。前督辦延年、黎國廉與傅政、錢宗漢、楊廷梓三紳董，“串同勒索，廈中有三官董之名。日在局中挾妓飲酒，聚打麻雀，每場輸贏以千百計。”
（三）由官辦改歸商辦
廈門保商局改隸商政局，但官辦保商性質未改，觀念、人員與習氣依然。輿論直指廈門商政局“即前日之保商局”，御史在奏參時亦將兩者視為一體。商部因各保商局護僑興商效果不彰，奏請明降諭旨飭沿海各將軍督撫，切實保護出洋華商回籍，并厘定章程迅速報部。1905年5月25日，清廷上諭準行。
6月14日，商部參議王清穆抵廈門，會同地方官紳整頓商政局。王氏報告稱，廈門商政局“位置冗員，并無紳董一人與聞其事”。其收取的護照費，“歲約四五萬元，開除殆盡。而于回籍華商，未聞切實保護。”商部據此奏請將廈門保商局改歸商會辦理，所收各費呈商部審查。7月24日，清廷準商部所請。8月8日，崇善飭廈門保商局改歸商辦，總辦由商會總理兼任。廈門商政局則仍以興泉永道為總辦，“且加商部議員”，廈防同知參預局務，其余各員一概裁撤。
商部將廈門保商局改隸商會，意圖把商務權力與經費收歸己有。廈門商會遇事可以直稟商部，但各紳董遇事，仍電閩督代轉。盡管如此，閩省仍“以商紳之權太重”，委任張兆奎為廈門商政局提調，辦理商政。時論直指“閩督與商爭權”，以致廈門“有商政局二，政出多門”，商民失望至極。
廈門保商局奏準，華僑赴菲律賓，護照外“憑單每名抽收洋二元”，但“華人并未照繳”。1906年初，其請興泉永道姚文倬照會美國駐廈領事安得森（George Anderson），“如無憑單，華人一并扣留”。4月11日，美國駐廈門副領事費普頓（Stuart R.Fapton）致函國務院，稱廈門保商局收取的護照費被用來排外，尤其是抵制美貨、罷市鬧關，故應駁回其要求。因此，姚氏一再與美方協商，皆無果而終。
廈門保商局改為商辦，回籍華商被劫之事仍屢禁不絕，紛紛向商部稟控。商部據此奏參詔安縣知縣王國瑞、南安縣知縣譚子俊、前署安溪縣知縣袁英麒等，對于僑商被劫，“事前毫無防范，事后復任意延縱”，請旨飭崇善徹查。6月4日，清廷諭令崇善迅速確查，“從嚴參辦”。商部“將保護不力之閩省州縣，奏參示儆”，但效果不佳。如同安僑商抵家，當晚即被土匪破門搶劫。時論直言，福建“地方之不靖，回華洋商之難資保護，亦概可想見”。
清廷、商部以及興泉永道皆用力于護僑興商，但廈門保商局積重難返。菲律賓華僑指責其“至今未見辦成一事”，故有“保商不如易名剝商之誚”。1906年8月24日，御史成昌參廈門保商局護僑不力。商部奉旨札飭廈門商會，并咨崇善“確查辦理”。清廷數次降諭，部院札文不斷，廈門保商局數次整頓，乃至改歸商辦，但護僑仍不如盡人意。對當局失去信心的僑民，創建華僑公會、華僑接待公所等合群自保。因此，廈門保商局收取的護照費銳減至每月千元，入不敷出。1912年，民國政府設立福建暨南局，廈門保商局正式廢棄。
四、結語
廈門保商局的設立，標志清政府護僑從觀念上升為制度，開近代中國在體制內設置專門機構護僑之先河。其設置于舊體制之內，由興泉永道總辦，并委派提調、支應、文案等經理局務，加之商董保守，雖號稱官督商辦，實際為官辦。承襲官場積弊的廈門保商局，因人興廢，貪腐難除，護僑效果大打折扣。因此，華僑屢次上書部院，請求切實整頓保商局。李興銳乘施行新政、設局籌辦商政之機，將其改隸廈門商政局，但人事、局務等一如其舊。
護僑以外，承擔商務局功能的廈門保商局，負有籌款興商的職責。在招徠僑商回鄉興業的同時，其收取出入廈門口岸的僑民護照等費，用來籌辦南洋輪船公司等事業，以振興商務。該款項收入穩定，數量可觀，用度有限的興泉永道，除將其用于護僑興商以外，尚有余裕興辦新政事業，引起商部等各方的覬覦。1905年，商部奏請將廈門保商局改歸商辦，隸屬廈門商會，護照等費繳交后者，并呈報商部審查。其實，商部看重的是廈門保商局收取的款項，但官辦護僑尚且難言成功，何況商辦。
專制時代，政事因人興廢。惲祖祁創建廈門保商局，雖有任用私人、賬目不清等弊，但護僑興商效果尚佳，為清廷在沿海推廣。其離任后，廈門保商局人事變動頻繁，百弊叢生。由于官僚體制僵化，廈門保商局雖經屢次整頓，乃至改制，卻因均未觸及舊體制之弊，以致疊床架屋，治絲益棼。其既難以為華僑返鄉提供切實的保障，又在振興商務、收回利權等方面無甚作為，遭到朝野的指斥。華僑失望之余，紛紛自組團體，合群自保。民國肇造，制度變異，政權鼎革，廈門保商局正式被福建暨南局取代。
盡管如此，廈門保商局開創的在政府體系內設置專門機構，保護海外華僑和歸僑的權益，進而吸引華僑資本回籍興業，促進國內經濟與社會的發展的模式，成為此后中國政府制定僑務政策的基本思路。其設立促進了中國僑務管理的制度化、規范化，有助于轉變國人對華僑的認知，提升華僑的政治與社會地位。至于廈門保商局弊竇叢生，陋規難除，護僑興商的實踐效果不佳，則是晚清護僑觀念與體制轉軌艱難的映射。
摘自：謝皆剛：《晚清政府護僑興商的嘗試——以廈門保商局為例的分析》，《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
